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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言令色是儒家"礼"的必然结果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话很有意思!寥寥数字,但信息很大。

“巧言”包含两个意思,一是乖巧动听,而是不实之辞。如是实话又很动听,那是善言,善于言;如不是实话说得又不动听,那就是赤裸裸的谎言。

“令色”就是善于使脸色。比如刚对权贵满脸堆笑,转过背来,就对下人声色俱厉。或者不知道来人的来头,一脸的倨傲,知道是长官后马上变得低三下四。脸色就像川剧变脸那样瞬息万变。

孔子说:“捡动听的漂亮话,尽说些不实之辞,善于变幻脸色以讨好奉迎他人,少有这样的仁人”。

这里,承上句,孔子从反面来说明什么不是仁的表现。“巧言令色”就是其一。而上句“其为人也孝弟”,是从正面来说明什么是仁的行为。

这句话还在阳货第十七篇中完全重复出现过一次。在公冶长第五篇中也出现过同样意思的话,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足见孔子在弟子面前说过多次,让弟子们觉得很重要,所以编排《论语》时,将这句话放在这么前面的位置。

这么说,好像孔子自己肯定不巧言令色了。但看《论语》乡党篇中描述的孔子的言谈举止,却不完全是那么回事。

乡党篇中说,孔子在自己乡里显得很温和恭敬,言语迟钝;而在宗庙里、朝廷上,说话却很通顺,但比较谨慎,想好后再说。在上朝等见国君时,同下大夫谈话,很放松自得,很有气势;但同上大夫说话,就变得严肃平和;国君来了,又变得紧张拘束,小心谨慎。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确实并不巧言,但却令色。和不同地位的人相处时,脸上的神情很不一样。

这并不奇怪。儒家讲究“礼”,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区别对待。总体上,对上要恭。不用说,上自然就会对下傲。孔子有很强的自我约束能力,能中规中矩地按儒家礼仪行事,不会出格。但就人群总体而言,自律性是个随机分布,就会有不少人趋于极端,对上极尽奉迎,对下则肆意欺压。

因而,孔子虽然厌恶巧言令色,认为巧言令色之人不会有仁心,但巧言令色却是孔子主张“礼”的必然结果。儒家的主张往往都是这样,结果与初衷恰好相反。贾谊《治安策》有云:“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今人常说要“依法治国”,但实际上,弃法尊礼难行,弃礼遵法则乱。

从人性来说,本质上都是好逸恶劳的,这就导致了人性天生的希望多吃多占少付出,这就产生了社会的分配问题。在经济增长乏力,物质匮乏的古代社会,不能“在增长中解决问题”,于是巧取豪夺、相互攻伐的问题就变得愈加突出。这种情况的一个高峰是春秋战国,秦国用法家思想变得强大最终统一六国,其本质也是以战养战,攻赏过罚,赏赐的东西哪里来的呢?是从其他国家抢来的,这是一种“增长中解决问题”的手段。但一旦国家统一,“饼”不能再做大,则其纯用法而不尊礼带来的“分饼矛盾”就出来了,于是才有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问题。

所以,至少从贾谊对孔子的理解来说,讲究“礼”的最终目的,是在于把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最大化的扼杀在摇篮中。谦让、不争,是使得分配过程中不产生过多矛盾的一种手段。然而,就是因为未能从根本上“尊礼”,前述人性的缺点激发,才导致了楼主所看到的情况。但这的确不是孔子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