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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并不能独善其身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中国人奉行的一种逃避为核心的处世哲学,因此,对凡是与己无关的事都视而不见,漠不关心,有人就把中国人这种为人处世态度表述为:各人打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鲁迅先生在他的小说中对中国人的这种处世态度也有更形象的描述:自己的同胞被砍头,很多人都在那里非常冷漠地围观,毫无同情怜悯之心,甚至有人更希望快一些能吃上沾有死者血迹的馒头。在他们看来,反正灾难没有降临到自己头上,就与己无关。

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人们就逐渐变得冷漠无情,没有同情心,没有责任感,没有正义观,胆小而猥琐,自私而狭隘,眼中除了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身边发生了天大的事儿也不会去关系和过问,别人被欺负侮辱,他不管;别人被偷盗抢劫,他不管;别人被殴打屠杀,他不管;别人处于绝境,需要救济帮助,他也不管。因此,在我们的社会里就经常发生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件,个人权利被随意侵犯,生命价值被淡然漠视,权力和金钱成为最高追求,人际关系情感因素日减利益关系日增,济困扶危助人为乐成为稀世珍举,这一切都严重地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和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面对此情此景,人们不得不伤感地叹息:斯文不在,世风日下啊!

当然,我们中国人也并非什么事情都不管,涉及政治立场信仰问题、意识形态的正确与错误问题,那就是非管不可的。毛泽东时代,一反中国传统的做法,想当世界老大,要把毛泽东思想普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于是,跟美帝国主义斗,跟苏联修正主义斗,也不管违反不干涉别

国内政的原则,试图把自己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传递给别国,极力向世界各国输出革命,到处在亚非拉美国家扇风点火支持造反,号称支持别国人民的革命,实际上就是干涉别国的内政,煽动别国的武装暴乱,上世纪整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一时间遍地烽火连天,到处都在燃烧武装斗争的革命烈火,把世界搅扰的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其中古巴的年轻职业革命家切.格瓦拉就是当年在南美输出革命的悲剧英雄人物之一。这样的闹剧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中期,各国以革命名义的武装暴乱陆续被政府镇压而彻底失败,在毛泽东逝世后才收场,我们才止住了这种政治上的疯狂举动。

政治的疯狂不仅反映在国际关系上,也反映在自己同胞人与人的关系上,政治正确和政治标准下的道德正确成为观察和评判他人的重要标准,与人格相关的道德标准就没人关心了,那时候,人与人之间钩心斗角、尔虞我诈、背叛告密,简直甚嚣尘上,文革结束,此风被遗弃,可是,崇尚政治的遗风犹存,一直延续到今天似乎还没有多少转变,人们不太关心他人的死活,却关心他人的对错,对他人的言行总是带着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任何人的都在关注他人的言行,任何人的言行也在他人的关注之下,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很多人的言行并不一定是出于自己的本意,而是说给他人听的做给他人看的,简言之,在这种氛围下,一个人并不完全是为自己而活着,是为他人而活着的,处处都要关注组织领导和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是否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确,因此,活得很累很累。

皆因如此,社会的公平正义、道德良知,反而到没有人关心了,在诸多的社会丑恶面前,比如公然的偷盗抢劫、侵犯人权、杀人强奸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需要见义勇为的时候,谁都保持沉默,视而不见,避而远之,试图独善其身,全力自保,使全社会的公平正义、道德良知状况日益恶化。没有是非观,没有责任感,没有价值底线,成为社会行为的共同特征,甚至在国际问题上也奉行这样的做法,以为只要我们不偏不倚,保持中立,就可以独善其身,因此,对有些国家公然违反国际法、背离现代文明和价值观的行为,也采取妥协的态度,看起来是公正的中立的,谁也不偏袒,实际上,从法理上来说,对犯罪行为保持沉默,实质上就是对犯罪的纵容,或者是罪犯的间接帮凶,也会受到国际社会正义声音的谴责,别人会把你看成是没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国家,根本就不能独善其身。这样下去,就会越来越孤立,国际社会就没有真正的知心朋友,谁都不会信任你,关键时候他们都会站在我们的对立面。今天的现实就是最好的说明。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虚弱的中国了,我们应该有这种自信,不能再当老好人了,要抛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老信条,该表各人打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落伍观念,要敢于主持正义,维护现代文明,坚持人类共同的价值底线,做一个对世界对人类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才能真正在精神上和道义上站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和民族。不然,无论经济上多么强大,我们崛起的都只是一副庞大的身躯,而不是我们的现代文明和价值追求,都不会被世人认同,我们永远也摆脱不了被世界质疑的窘境和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