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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常建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2006年。
★“书评”主编：冯立君，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候选人。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
日本史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重视宋以后宗族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其中除了发表的大量论文外，还出版了一些专著①。为了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状况特别是问题意识，探求未来的研究方向，日本宋史与明清史界的宗族研究者联手举行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这本论文集。
举行从宋到清宗族研讨会着手于2002年，先后在2002年6月、11月举行了两次准备会，然后于2003年8月在宋史研究会、明清史夏合宿的共同讨论会上正式发表论文。本论文集从计划到出版，历时三年，是精心策划的优秀作品。
▲《宋—明宗族の研究》
编者在《序言》中指出，本书把问题设定在从宋到明的初衷，其理由首先是从宋到明前半期虽然王朝不同，但是宗族制度和规范具有共通性。另外，把宋元宗族和明清宗族联系起来是这项计划的又一大目的，在两者的关联性上，16世纪即明朝后半期是重要的，对该时期以前宗族问题的再讨论，也是考虑清以降宗族的基础。这个尝试是否成功，还需要今后多方面的验证。
根据上述思路编辑的这本论文集，全书分总论、宋元之部、元明之部三部分。总论收入远藤隆俊、井上彻、岸本美绪3篇总结性的评述；宋元之部收录的论文有：小岛毅《看宗族的手法——1940年代的日本研究》，吾妻重二《近世宗族研究的问题点——祠堂·始祖祭祀·大家族主义》，佐佐木爱《围绕宋代的宗法论》，小林义广《宋代的两个名族——真定韩氏和相州韩氏》，平田茂树《从刘挚〈忠肃集〉墓志铭所见元祐党人的关系》，须江隆《祠庙和“地域社会”——以北宋以降的宗族动向为中心》、蔡罕《关于宋代四明史氏墓葬遗迹》，青木敦《宋代江西抚州一族的生存战略》，近藤一成《宋代的修谱与国政——依据青木报告》，共计9篇；元明之部收录的论文有：中岛楽章：《元朝和宗族形成——围绕东南ft区的坟墓问题》，田仲一成《明代徽州宗族的社祭组织和里甲制》，铃木博之《明代徽州府的户和里甲制》，臼井佐知子：《明代徽州族谱的编纂——宗族扩大组织化的样态》，熊远报《宗族资产的形成及其展开－以明清期、徽州洪氏光裕会为中心》，片山刚《明代珠江三角洲的宗族·族谱·户籍——围绕以宗族的言说和事实》，中纯夫：《关于火葬的若干问题——以明清为中心》，共计7篇。
总论的3篇评述既分析了宋明宗族的研究现状，又评论了收入本论文集的论文。因此，下面就这三篇评述加以介绍，最后发表自己的拙见。
远藤隆俊是高知大学教育学部的助教授，以研究宋代苏州范氏义庄著称。他在宋元之部的总论中首先论述宋元宗族的特质，他说，牧野巽比较古代宗法后举出宋元宗族的六个特征：1、族长地位因浮动不固定，2、宗族结合的范围即祖先祭祀的范围上溯到高祖以上，3、设置一族的共同财产即族产，4、修族谱，5、设置宗祠和义塾、义庄，进行自治、自卫，6、这些制度不是官府所定，而是在民间发展的。但牧野所说，是把宋以后宗族在直到明清近代通观的结果，未必与宋元宗族的特征一致。远藤另外概括出宋元宗族的五点特征：一是规模比较小，祖先祭祀的范围也被限制，祠堂和族谱、义庄及时作为制度出现，尚属于萌芽，如此皆备的宗族很少；二是将宋元宗族祭祀和礼仪作出重大规定的是朱熹《家礼》，《家礼》出现之前或是其后，各种思想和解释存在，未必被统一成一个规范；三是发挥宗族复兴中心作用的是士大夫阶层，宗族形成的动向深入民众少；四是宗族的分布偏向长江流域以及以南，即使南中国限于宗族发达的地域和阶层；五是宋元各王朝不把宗族和族产作为社会的普遍存在加以处置，家族和家产的延长即“家”和“户”的范畴与此对应。作者还详细论述了士大夫与地域社会、制度和思想、家和户三大问题。
元明之部的总论由大阪市立大学文学研究科井上彻教授执笔。井上强调，日本宗族研究的开拓者牧野巽把宋代以降的宗族称作“近世宗族”，符合唐宋变革论，长期受到支持。但是从宋代登场的宗族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从明清史方面回答这个疑问时，应该将目光投向具有重要意义的16世纪（明后期）。他首先探讨了大家族主义和宗法主义，指出牧野巽将宋代作为从大家族主义向宗法主义的转型期，这是比较《司马氏书仪》和《家礼》后得出的结论。佐竹靖彦、小林义广的实证研究确认宋代累世同居大家族是显著的。吾妻重二、佐佐木爱则分别论证牧野巽的大家族主义和宗法主义难以成立。而水口拓寿氏则指出大家族主义和宗法主义的“表里一体性”。接着井上彻讨论了明前半期的宗族问题，强调明朝对于宗族的政策是抑制的。
▲井上彻教授
井上彻考察了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他说80年前后复兴的研究特色之一，聚焦于地域，解释宗族的结构与地域、国家的关系，16世纪以降具备祠堂的宗族大发展，而且在空间上，16世纪以降的宗族结合从长江流域向广东、福建的华南扩展。在这方面，牧野巽所指出的宗族结合的地域分布倾向，对于明后期也最适合。牧野巽认为位于长江流域的范氏义庄作为天下宗族的楷模，在宗族的地域展开上处于适中的位置。岸本美绪指出16世纪中叶以降受东亚国际商业的刺激，商业化、都市化的发展，因流动化即城乡的往复流动，产生分散的群众的现象引人注目。明末簇生的多样化的社会集团，是因这样分散而流动的群众，在不安定的社会状况中的自卫或是为地位的上升结成的人际关系。在她看来，明末亲族的结合不仅是乡绅，在人们结成的各种关系上也担负了重要的作用。以血缘感觉为媒介广泛集结的人们，又以实力者为中心而结合，通谱的流行即是这一情形的反映。远藤隆俊则研究了苏州范氏与江西、沈阳范氏通谱的事例，井上彻对于苏州宗族的研究可以证实岸本美绪的观点。中谷刚研究了崇明岛的施氏，增田知之使用“文化资本”的概念讨论苏州文氏，都是引人注目的。中纯夫的论文论述了江浙一带的火葬问题，涉及如何看待人们的祖先观念与孝观念。
将目光转向长江下游三角洲周边地域的研究。上田信从移居、开发的视角研究了唐宋以来浙东村族的生成问题，在系列研究中也注意16世纪的时代重要性。把宗族的发展同移居、环境、资源等有关地域的多样因素一起考察。徽州山区的研究，因档案资料丰富可以多角度的考察宗族的实态。铃木博之指出嘉靖年间以降宗祠丛生。田仲一成认为宗族的新战略是以科举为媒介，强化与国家官僚的联结。中岛乐章从地域开发的资源争夺角度探讨宗族的形成与发展。臼井佐知子从族谱考察了徽州商人网络问题，说明宗族广域的网络有利于商业活动的开展。熊远报从徽州的通谱之风也证明了此点。熊远报还讨论徽州宗族的黄墩传说，认为意味着祖先史的再构成。宗族的强化也给与国家税役征收制度以影响，铃木博之、洪性鸠讨论了徽州的总户问题。
华南的研究里，人类学家弗里德曼的先行研究以及近年来濑川昌久的修正研究，在概念和宗族的形成发展上的见解，都是值得重视的。在福建，最近小岛毅考察了《家礼》在福建的流传情况，认为明嘉靖年间通过组织宗族作为维护当地社会秩序的支柱的思想登场。阮星云探讨了福州义序黄氏宗族，认为近世宗族的表现是根据血缘原理和地缘原理成立的。关于广东的宗族，片山刚主张，图甲制基于同族组织实行族人支配。松田吉郎、西川喜久子、蔡志祥也都有出色的研究。不过这些研究都是以清代为中心的，很少言及明代。有关明代广东宗族研究不充分，现存史料太少也是重要原因。井上彻利用文集与方志中的碑刻等资料论述明代广东的儒教化与宗族组织化，还利用《盟水斋存牍》考察了宗子、族长以祠堂为中心整合宗族的情形。井上彻指出，如果单纯化地说，明后期珠江三角洲宗族的普及与长江流域是共通的结果。不同的意义则是，广东宗族的形成属于接受汉族文明的汉化的一环，宋以后的新宗族形态在这里实现。井上彻曾提出，宋以后亲族组织化，其目的是为了追求科举官僚的辈出，从宋至清宗族继承宗法主义，宗族形成的目的在于树立“世臣”的家系。这一看法受到有的学者质疑，井上先生在此进一步说明：不是把16世纪以降宗族形成的动因都用此说明，从追求理念实现的阶段到普及阶段的转换的这个时代，不仅是科举官僚的辈出，宗族也向具备防御、互助等各种功能性质的集团转化。他还指出，应捕捉普及阶段各种形成的要因和宗族活动的实态，从广东人随着汉化上升的战略考察宗族，片山提示的取得户籍的重要性的观点，作为宗族普及的要件应当充分考虑。最后他还提出，今后宗族研究的进展，应考察各地域有怎样的宗族扩展，地域和国家的关系如何。
对于《宋——明宗族的研究》进行总体评价的，是东京大学的岸本美绪教授。她说如果从明清宗族研究中抽出方法的特征，可以说具有“作为社会的安定、上升的战略的宗族形成”的宗族观，简化为“作为战略的宗族形成”论。岸本美绪从这一角度概括了本论文集中的研究成果：第一，把宗族的形成过程置于具体的地域社会的课题中说明；第二，不是孤立的选取单纯的宗族，而是追求分析包含宗族的乡绅、官府、宗教结社、无赖集团等各种集团和权威的地域社会；第三，伴随联宗通谱等典型的宗族扩大过程的研究，探讨族谱等宗族研究史料的编纂过程，深化了包含虚构性史料的认识。岸本美绪还谈了若干感想：一是近年来的宗族研究有关注宗族集结=互相扶助契机的倾向，不太注意处理宗族内部的差等秩序。实际上宗法不仅是共同性也是联系差等性的理论，共同性与差等性互为表里。明清时代也有质疑将宗法无限扩大，批判联宗通谱的观念。从社会史·思想史等多种领域集中学者研讨是适合的课题。二是上述问题，如何构想围绕宗族社会秩序全体呢？与更大的课题也密切联系着。近年的研究强调，宗族不是束缚个人自由的古老共同体，而具有社会流动社会中结成的结社性格。但是另一方面，不用说结社一般有不能取消的特有秩序理念，固然复古学者有宗法议论，即使看一般的宗谱，对于尊卑长幼敏锐的感觉作为日常的东西存在着。表现将这二者整合的全体样貌，是格外难的。“作为战略的宗族形成”论，也关系到基本的功利主义的说明方法的问题。这个方法并不认定作为社会基层结构先天性的共同体的存在，而认为是以社会安定和上升为目标的功利性选择的个人，具有想说明以此为基点各种集团形成的倾向。不管论者是否意识到，可以说选择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某种立场。其选择的正确性怎样，常常是应该自省的问题。因此，被想定的“个人”如果正确的说是怎样存在呢？功利主义的说明方法，对于为了打破既成的固定化的社会印象可以说是有用的武器，可是如果正式地、严密地使用它，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难题。三是“作为战略的宗族形成”论，舍掉的问题有“发生集团形成的场合”的实证的事例研究。四是送葬、墓地等关于宗族仪礼、设施的具体分析。五是作为本次研讨会的一个要点，是从宋到明的长期观察。期待着通过分析各个地域，有关宗族形成的长期动向的论述更加丰富化。此外，岸本美绪还说到，她自己不但留意中国的家（也包含宗族）的实态，还留意作为中国社会隐喻的侧面，将其作为考察中国社会的线索。如果综合思考中国各种集团形成时，宗族是最大的研究对象之一，也应当说宗族研究是与村落、行会并立的中国集团论的原点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不仅结合的契机而且差等化的契机相同。即，说到中国社会的特色，可以考虑作为“身份感觉”原点的家和宗族。最后，岸本美绪强调应该尝试东亚或更大范围的比较史的研究。她说，比本书处理的时段稍晚，十七八世纪，朝鲜和琉球、越南以及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东亚全体是家族制度儒教化的时期，族谱的普及和父系形式的采用是其一环。或许可以说，“家”的继续性观念是这一时期东亚诸社会共通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也可以说，宗族研究丰富的未开拓地是广阔的。
以上三位评论人为我们勾画出日本宋——明宗族研究的轮廓并指明要点，同时他们还就未来的研究发表了高见。对于研究宗族史乃至宋以后社会史的人来说，上述学术总结与学术预测，弥足珍贵，会给我们带来种种启示。
▲常建华教授
近年来我主要从事明代宗族研究，特别关注嘉靖至万历时期所谓16世纪的宗族普及化问题，提出了“宗族乡约化”的概念解释这一时期的宗族普及，并试图以此说明宋以后宗族的演变趋势②。同时我也研究了朝鲜的族谱③，尝试与中国进行比较研究，意外发现朝鲜宗族普及也有一个“宗族乡约化”的过程，感到明清时期东亚国家的社会历史，一定程度上走过了共同的道路④。未曾想到，拙见或许切入了日本学者的这次研讨会主旨，并与岸本美绪教授的一些主张暗合，内心感受到学术研究带来的妙趣与愉悦。事实上，中国有关宋以后宗族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问题意识有与日本学者相近的一面，也有不同的方面，看来不仅是中、日以及韩国各自需要清理自己的中国宗族研究史，而且现在也到了举行较大规模国际性对话的时候了。此外，进行至少东亚范围的家族比较研究，也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
注释
①如上田信《伝统中国——〈盆地〉（宗族）にみる明清時代》，东京：讲谈社1995年版；井上彻著《中国の宗族と国家の礼制——宗法主義の視点からの分析》，东京：研文出版，2000年版；小林义广《歐陽修その生涯と宗族》东京：创文社2000年版；中岛乐章《明代乡村の纷争と秩序——徽州文书を史料として》东京：汲古书院2002年版；熊远报著《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境界·集团·ネットヮ—ク社会秩序——》，东京：汲古书院2003年版。
②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③常建华《朝鲜族谱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④常建华《东亚社会比较与中国社会史研究》，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排版：@杜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