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无忧网若将为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比作一支军队，那就是一个将军，几个校官，一堆士官和寥寥小兵的失调比例。
1・12海地地震让创建65年的联合国遭遇了史上最惨痛的人员伤亡，然而秘书长潘基文宣布的联合国遇难者名单并不包括在联海团总部大楼内遇难的4名中国驻海地维和警察，因为后者代表中国，并不属于联合国雇员，这就如同中国驻联合国大使不能算作联合国编制人员一样。那么，真正的联合国工作人员中，有多少是中国人?他们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联合国这样一个特大型国际组织中，除了秘书长和一些机构首脑需公选产生外，中层多为任命，基层的一般人员是聘用。较高级别官员需所在国政府推荐，过程同样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利益置换和政治博弈，因为无论谁做联合国秘书长，都需要会员国的选票。而在联合国大厦里有多少位子可坐，能坐上什么位子，恰恰是一国软硬实力在国际事务上的体现。
秘书处里的中国人
联合国内部机构设置，类似于股份制公司的布局：联大是最高审议机关，相当于股东大会；安全、托管、经济及社会事务这三个由大国主导的理事会相当于董事会；国际法院相当于监事会；而负责联合国日常行政事务，并给其他机构提供服务支持的秘书处则相当于经理室，秘书长等于是联合国的CEO。
联大一年开一次，托管理事会1994年起事实上就停转了，安理会和国际法院不常有事发生，经社理事会事务相对多一些，但真正日常性行使权力的只有秘书处。若其他机构暂停，联合国还能运转；秘书处一旦停业，联合国肯定全线歇菜。
为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多数都集中于纽约总部的秘书处。秘书处的国际职员有1.2万名，其中来自中国的有约300人，但真正中国籍的只有200余人，余者为海外华人，不乏1971年之前就在职者。港澳台人士虽是中国人，但用本埠护照，只有在占用中国名额时才在联合国工作期间换用中国护照。这些非大陆人士却多担任较高级别或专业性职位。大陆职员只要不是借调类，多从事翻译工作，占秘书处100余名中文翻译的绝大部分，少数担任各办公室秘书。
除了这些P级(专业人员)和G级(一般服务性人员)职员，高级(D级)或决策职位上的中国籍官员只有11位，包括1名副秘书长和10名D级官员。由于副秘书长一职五大创始国都能分得至少一个，缺乏可比性，所以真正能体现国家地位和影响的还是D级官员的数量。在这一领域，中国排名第七，落后于美、德、英、法、俄、印度。
与P级和G级职员基本通过公开考试选拔，然后列入后备人才库“候补”不同，D级官员主要按地域分配，各国享有不等的名额区间。这样的关键性职位共有2700多个，除了朝鲜等国，177个成员国均有权推荐人选。秘书处的考核对于少数高官或中层来说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这些人都是由所在国政府推荐，通过借调方式选拔上来的，本质上是政治任命。
由于地域分配的都是关键职位，很容易引起国家间扯皮，所以联合国采取了“多出钱，多占位子”的做法。当然，会费不是想出多少就出多少。联合国三年一普查，参照该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口和支付能力决定其分摊比例，并设22％上限。中国在2007～2009年三年期承担2.667％的会费，有60余名地域分配人员，今年则升至3.189％。
陌生的中国籍副CEO
D级官员人数众多，不便详述，倒是前后7任中国籍副秘书长的履历值得把玩。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中华民国的胡世泽是曾参与创建联合国的副秘书长，但只能称之为第一位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华人了。
新中国第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是唐明照，1972年至1979年在任。这个广东人幼年随家迁居美国旧金山，后来回国在南开读完高中，之后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与乔冠华、章汉夫、章文晋、齐怀远等未来新中国的外交骨干成为校友。九・一八事变后，唐明照加入中共，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3年返美考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后加入美共，还在美国政府做过翻译。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肆虐，唐举家返国，从此成为中国外交部的干将。他既是老党员，又在美国待过，可谓又红又专，加上年长，故而成为副秘书长的不二人选。
唐明照在秘书处政治部执掌殖民地和托管地事务，而其后三任中国籍副秘书长――毕季龙(1979至1985年)、谢启美(1985年至1991年)、冀朝铸(1991年至1996年)都在技术合作发展部担任副秘书长。其中，毕季龙、谢启美都毕业于中央大学，家世都不错。毕曾在国民政府任职，但1941年加入中共，后带职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深造，朝鲜战争爆发后回国加入外交部，先后参加板门店谈判、第二次日内瓦会议。谢外交履历相对简单，只在瑞士、英国、瑞典和美国外驻过，但其兄乃中共传奇外交家章汉夫(本名谢启泰)。谢启美主管技术部期间，该部一度面临财政危机。至于冀朝铸，9岁时因山西沦陷随父母赴美，1948年考入哈佛化学系，两年后因朝鲜战争回国，在清华学化学，1952年调至朝鲜战场担任翻译，回国后担任周恩来的翻译近17年之久，人称“红墙第一翻译”。
第五、第六位中国籍副秘书长，都是在秘书处主管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金永健(1996至2001年在任)北外毕业后人外交部，先后派驻肯尼亚和尼日利亚，后驻联合国和日内瓦。陈健(2001年至2007年在任)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系，之后又在北外翻译班进修，1966年进入外交部，就职于冷衙门国际司。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国际司走俏，陈健的外交生涯开始与联合国联系在一起，除了依制回国任职和1998年驻日，其余时间都在联合国度过。
相对来说，中国籍现任副秘书长沙祖康的知名度比几位前任高得多。沙197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从驻英使馆科员做起，1988年起派驻联合国，1993年银河号事件中表现突出，此后成为多边外交的主力，长期负责军控事务，2007年被任命为经济社会事务部副秘书长。
七人七张脸，但大体可以分为两派――前四位称作老派，后三位称作新派。老派多出自家境殷富的上层家庭，有三人在美国接受教育，海外阅历很丰富，又在政权更迭的乱世经受了政治历练，其功力不言而喻。而新派的青春岁月是在新中国封闭落后的前30年度过，也打上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相对来讲缺乏老派前辈的圆融和练达，这一点在最小字辈的沙祖康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譬如他那毫无逻辑感可言的著名“人权好五倍”言论，虽然不确定是否真如他所言有人鼓掌喝彩，但若有人拿2200万人口的朝鲜和360万居民的新加坡作比以示反诘，真不知沙副秘书长该如何作答。当然，用他的话说这叫风格。
虽说都是堂堂地球副CEO，但公众普遍比较陌生，知名度也是越往前溯越低。这
固然有信息渠道的时代差异性制约，但主要原因有三：首先，联合同人员的“国际性”模糊了政治属性，各国新闻报道中联合国历来只是较重要的配角。其次是历史原因，联合国功能延伸、影响扩大也是冷战结束后的新现象，而中国在1970年代对联合国的定位是话语平台，真正开始重视其功能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所以宣传报道长期不足。最后，联合国机构繁多，平均出镜率低，公众视线主要给了秘书长。除非出现全球性热点问题，相关机构长官才能混个脸熟，譬如朝核、伊核危机就捧红了巴拉迪。
母国利益和国际主义
在联合国，“国际职员”须奉行政治中立的国际主义。据联合国规定，无论原来从事何种工作，过去是官或民，一旦受聘于联合国秘书处，理论上就成了“世界公民”，须和原籍国“划清界线”，不能接受任何国家或政府的任何津贴或指令，而要宣誓只效忠于秘书长，只为联合国效力。政治任命的决策者职位毕竟是少数，占联合同职员多数的仍是P类和G类，工作以专业主义为第一评判标准。因为劳动合同一年、两年一签的居多，考虑到丰厚的薪酬、退休待遇以及荣誉感，本就是层层严格选拔上来的职员都会力争饭碗的长期化，所以绝大多数人都能做到专业至上，政治中立。
理论上如此，现实中多少还是会遇到难以完全抛开政治影响的情况，譬如1980年代初技术部的中苏籍职员光是同处一室彼此都感到尴尬。在联合国历史上还出现过有些职员肩负本国授予的“特殊使命”的事情，至于领取别处津贴的也不乏其人。总之，职员的母国利益与联合国的国际主义原则总会有磕碰的时候。一般来说，决策者遭遇的几率更大一些。
无论卸任的还是在任的联合国中国籍官员，被问及此时，回答似乎都一样，那就是不偏不倚。倒是前任副秘书长陈健2007年接受央视访谈时说得实在一些：心里会有权衡，但是嘴巴上不能说出来，不能代表中国政府说话。至于如何操作，还要看自身权限和具体情况而定。总之，就算有心维护本国，可操弄空间也不大，而一旦弄巧成拙，就得不偿失了。
正因如此，以沙祖康牙舌之利，去了联合国后也变得安静多了。
国家力量决定任职情况?
每当提及中国人在联合国系统的任职情况，外交界人士的回答总是中国特色的一波三折范式：先说成就和进步，认为国家实力上升，国际影响力扩大才有此进步；接着一个“但是”，又开始抱怨中国职员总数和官员数量仍太少；最后总结呈辞，认为随着国力增强情况将会越来越好。
从大趋势来说，这个结论是没有错的。
如前文所述，地域职位分配是以会员国缴纳会费额为准，但这不是全部。只有55％的名额以会费额为准；40％看会籍因素，但这是各国皆享的待遇；最后是5％的人口因素，对中、印这样的人口大国有利，但微近于无。最初，中国按台北政权承担的4％份额缴费，在联合国普查后方重新修订，逐年减少，以0.72％触底后随着19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缴费额又逐年上升，而中国的地域分配名额也经历了这么个U字形勒迹。
然而，这仅仅是总数目的增长，如果考虑到职位质量，恐怕还会发现有缩水的情况。
首先，按地域分配的D级类职位毕竟是少数，剩下的名额也不全是专业类P级，也有服务类G级，譬如打字员或警卫。服务类职位不由外交官担任，而在联合国，英语、法语又是排名前二的工作语言，所以服务类反倒不是中国人的强项。而D类，中国人迄今最高纪录是同时占有10个职位，剩下的专业类人员大部分又是翻译，缺乏中坚力量。若将为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比作一支军队，那就是一个将军，几个校官，一堆士官和寥寥小兵的失调比例。自周恩来时代起，外交部就格外重视翻译，多数外交官都出自北外，出现翻译扎堆的局面不足为怪。可是，翻译本身只能起到一个工具的作用，难成大气候。何况，这些专业类职员里还有不少非大陆人。这更说明中国在人才培养上的不足。
在联合国，有不少国家会费额远低于中国，虽职员人数少，但D类数量仍与中国接近，甚至超过。这其中既有西欧的福利小国，也有非洲的贫穷国家。如果再把在职数超额的22个国家算进去，中国的职位缩水更严重。以2009年联合国数据为准，在D类职位领先中国的六个国家中，俄罗斯和印度的会费额都远低于中国――俄1.2％，印0.45％，而俄的D类官员高达14人，印度为13人。如此一比，中国相形见绌。
其次，联合国部门繁多，总会有核心和边缘、热门和冷门、实权和虚权之分。就以秘书处下辖各部来说，行政部、政治部、经济社会部、裁军部、维和部、人道主义部都是实权部门。1970年代，世界仍存不少殖民地，考虑到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威信和超脱地位，联合国任命唐明照管政治部，负责殖民地、托管地事务，这是中国人在联合国系统获取过的最核心职位；到了70年代末，殖民地已经寥寥无几，再加上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缺钱缺技术，于是瞄上了技术合作发展部，中国人连续三任掌管技术部。虽说技术部长期半死不活，但该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援助对于当时还很落后的中国仍然很有吸引力。进入i990年代中期，中国坐起了冷板凳，金永健、陈健被派去会议部。联合国会议多，布置会场、打印文件之类的庶务就是会议部的事了，事多而杂，但无实权。会议部如其名，就是一个服务机构，后来在陈健要求下将部门名称中“服务”字样删去，改成“管理”。看上去是牛了，可性质没变。
2007年沙祖康任职经济社会部似乎是个良好的开始。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政治任命从来都是和利益置换和政治博弈联系在一起。潘基文秘书长当年元旦履新，2月就任命沙祖康。潘得以当选，论功劳五常中以中美为甚。论功行赏时政治部给了美国，经社部给了中国。问题是，潘基文是出了名的好好先生，缺乏科菲・安南那样的能力和手腕。任职三年来，负面评价居多，事实上也没什么政绩，连任怕是无望。一旦如此，中国人是否还能稳坐经社部就两说了。
最后，国家实力真正能决定的只是少数政治任命的职位，如果中国仅仅将能否坐大办公室作为评判国家影响力的唯一标准，那么中国的影响力很难提升层次。在联合国秘书处，职员数超过1000人的成员国有9个，其中只有美、法是发达国家，余者皆是阿富汗、刚果、苏丹这样的落后国家。显然，落后国家按会费额计算的地域分配职位极少，多数人都必须通过考试选拔进入联合国。相比之下，通过考试进入联合国的大陆籍中国人只有几十名，这个数字或许最能客观反映中国公务员的国际化程度。
在联合国秘书处，职员数超过1000人的成员国有9个，其中只有美、法是发达国家，余者皆是阿富汗、刚果、苏丹这样的落后国家。显然，落后国家按会费额计算的地域分配职位极少，多数人都必须通过考试选拔进入联合国。相比之下，通过考试进入联合国的大陆籍中国人只有几十名，这个数字或许最能客观反映中国公务员的国际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