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改变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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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改变了历史

作者：高王凌

来源：《读书》2014年第04期

集体化，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亿万民众经历过的一段生活，其代价不可谓不惨痛，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代价之一，是二三十年的饥饿和数以千万计人口的死亡；教训之一，是若没有这段历史，其后不定什么时候还可能再实验一次。因此它可谓“在劫难逃”，也终于“邪不压正”。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历史又是怎样改变的？在今天看来，有关的研究还是太少，也太薄弱了。与大多数研究不同，《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是从农民角度所做的一个考察。从它的立意，到调查访谈、查阅档案资料（包括中央到地方，到流落异域的内部资料）……前后已有二十年时间。

老友黄仁宇曾说，遮蔽历史是最大的犯罪。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发掘一段历史（如所谓“反行为”），既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职责所在。

你是怎样想起这个题目的？不少朋友这样问我。

我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杜润生领衔的研究小组里（参见《评说发展组》，载《领导者》二零一一年第六期），大体上从土地改革、早期合作化、“高潮”，直到“大跃进”以前，逐段推进。同一时期，同事们（如林毅夫、白南生等人）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集体经济制度运行的分析。

随后，我们打算改变一下做法，换个角度。过去的集体化研究，多侧重于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及实施方面，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合作化本是一个从上到下由领导规定而非群众选择的运动，上层领导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现在我们则打算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到群众反应和农民行为这方面来，因为这段历史本是由两方面而非由单方面构成，不了解后者，就不能说是对“集体化”有了真正的了解。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终于发现，它对“集体经济”的命运、对后来“包产到户”的形成，甚至对那以后的农村经济及农村生活，都有着决定性的长远的深刻影响。

如果说前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从政府角度来看农村集体化”的话，那么新的主题就可以叫作“从农民行为来看集体经济时代”，中心就是农民的“反行为”；如果前一阶段的集体经济制度分析，主要做的是“账内账”的话，现在我们则打算做“账外账”的分析，并试着在新的基础上把二者结合起来。

这样我们终于“看到”和“发现”了农民的积极主动行为，和面临不同处境时的自主性选择。而且，我们正是通过这些“下层”的历史，重新对“上层”政治获得了一些认识，那不是光靠着读文件就能做到的（如“大跃进”的实质等）。所以我们并非只是停在下层，它表示的只是一种视角，而非画地为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