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史记_性质略说

黄山学院学报

第15卷第1期2013年2月

黄山学院学报

2013年

Vo1.15,NO.1Feb.2013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史记》性质略说

潘定武

（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245041）

摘要：目下《史记》多被看作一部史学兼文学巨著，但史学、文学并不能涵盖《史记》的全部。从先秦以

来的著述和司马迁创作的实际考察，《史记》实在史学、子学、经学和文学之间构筑一道互通互融的桥梁，并成就了“一家之言”的典范。《史记》具有史学的基础、子学的灵魂、经学的追求、文学的风神。《史记》是大历史与大文化、社会史与心灵史的高度融合，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与元典之作。

关键词：《史记》；史学；子学；经学；文学；文化元典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 （2013）01-0044-04

司马迁《报任安书》有言：“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著述宗旨可谓彰明昭著。

乃至人类自身相合，所谓“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先秦著述，往往并无明确的分类，唯有述、作的区别，这是古今共识。章学诚既有“六经皆史”[1]1之说，又有“六经皆器”之论：“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易》之为书，所以开物成务，掌于《春官》太卜，则固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书》在外史，《诗》领大师，《礼》自宗伯，乐有司成，《春秋》各有国史。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不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1]132一切学问同出自于人伦日用，而皆用之于治国经世。春秋以降，虽然“道术将为天下裂”，但一方面学术的分化绝非一朝完成，另一方面学术分化与文化整合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史记》正是一部产生于大一统时期的对前代文化大整合的空前巨著。

司马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言其著述之意曰：“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又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其因大一统盛世的感召和自身使命感之驱使，意欲吸纳经传、整合百家的著述宗旨甚明。

2000多年来《史记》无疑首先被看作一部史著，但

《史记》毕竟又是一部内含极为丰富复杂的空前巨著，其内含愈丰富，其性质就愈难一言以蔽。古代关于《史记》性质就有史学、子学以至经学等不同观点。现代以来，又产生了《史记》是一部学术史、政治史乃至文化复仇之书等诸种观点。以上观点虽都不无一定的合理性，但又都有一定的偏颇。应当以历史的、立体的和发展的眼光来考察《史记》，才能全面把握这部经典的内涵与性质。

一、从先秦两汉著述看《史记》

世界各民族文化学术在早期几乎都经历了由混沌到分裂的过程，中华民族早期的学术文化在整个先秦以至汉代都基本呈现为文史哲不分的状态。先哲思想，往往将天地自然与政治制度、社会问题

收稿日期：2012-12-25

基金项目：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12YJAZH09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潘定武(1967-),安徽舒城人，黄山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

第1期潘定武：《史记》性质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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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记》性质面面观

在司马迁看来，“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太史公自序》）《春秋》绝不是一部简单也。”（《史记

的历史，而是别是非、明人伦的承载帝王大道的经典。而《易》之著乃是“能弥纶天地之道，……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易·系辞上》），“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说卦》）。所谓“弥纶天地之道”，“穷理尽性命”，同样表明《易》乃是一部笼盖天理人伦大道的著作。《诗》、《书》、《礼》、《乐》虽各有所长，要皆归于辨事理、明人伦，所谓“六艺于治一也”（《史记·滑稽列传》）。

司马迁还认为，以《春秋》为代表的六经（六艺）同样是战国秦汉以来诸子百家的源头，“百家学说可以通过不同途径走向以《春秋》为核心的六经异传的归宿”，[2]13因之，“百家杂语”与“六经异传”虽殊途而又同归。各家各派虽观察的眼光与思考的角度有异，但所关注的范围都绝非偏于一隅，而是整个社会历史、天理人伦。稍前于《史记》而诞生的《淮南要略》曰：“夫作为书论子》最能说明此点。《淮南子·

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3]1462-1463《淮南子》所要弘扬的是天地间至为广大光明的道理，其以“鸿烈”冠名，正在于此。

司马迁遭李陵之祸，“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故“自托于无能之辞……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所以忍辱含垢，正是因其清醒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历史责任，并别无选择地通过垂法后世的“立言”（著述）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其所追求的正是在全面考察前代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深刻思考天道人伦的分合关系和古今社会人事演变之大势。唯有在纵观先秦以来文化学术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理解司马迁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含义。

1. 史学：《史记》的基础

司马迁生当西汉前期，深受大一统盛世精神的激励，领受其父司马谈“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的教诲，以不世之才整合先秦以来历史资料，形成了一部贯通古今，涵盖人类社会全部历史乃至天文、地理一切知识的《史记》，堪称真正的大历史。在中外历史上，司马迁都无疑为第一个真正具有全局历史眼光的人，他将眼光投射到社会历史的各个角落、各种群体，心中既有全人类的历史，又进一步关注天人关系，关注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

司马迁不但具有对待史实的严肃态度，更有分析历史的思辨眼光、科学方法。《史记》体现了以史学为载体，探究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性发展轨迹的目标。

《史记》确立以历史人物为核心，以人明史的观念，开创全新的纪传体的体制，同时也是一种全新的史学方法，最能体现一切历史首先是人的历史的本质，因而《史记》可谓最能体现历史之本质与面貌。更进一步，《史记》又以纪传体为主体，构建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既相对独立，更相互配合构成一个纵横交错、有机完整的历史体系，使其具有空前的历史内涵和史学意义。因此，梁启超盛赞司马迁为“史界第一创作家”、[4]4629“史界之祖”。[4]4095

对于《史记》所以能毅然打破旧的史体，开创新的纪传体，可永雪论曰：“司马迁的《史记》……不止是一部历史著作，同时是一部人的赞歌，而这也正是《史记》为什么不用编年、分国、记言、记事这些已有体裁而开创纪传体，创立传记文学的根本原因。”[5]9司马迁热情书写历史人物、讴歌历史人物，是先秦以来中华民族理性精神高度觉醒的集中体现，也是司马迁伟大人格的突出显现。

的确，《史记》首先是一部以人为中心的载史之文，且是一部空前的全史、通史、大历史。史学无疑是《史记》的基础，司马迁因此也被当之无愧地称为中国历史学之祖。

2. 子学：《史记》的灵魂

《史记》不仅为一部真正的大历史著作，而且更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批判与选择。司马迁明确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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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写什么、不写什么和怎样写，突出体现了对历史、人生的敏锐观察和独到思考。在探究打通天人、古今种种关系中显现历史人物的心灵世界，表达自己对宇宙人生的独到之见。《史记》既是一部展现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的社会史诗，也是一部融汇历史人物和作者个人心灵律动的心灵史诗。

“一家之言”的内含：思想内容上，批判地融贯百家，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表达对历史人事的独到思考；写人上，兼展人物个性与共性；风格上，最具个性化的史著、不可重复的著作。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称：“（司马迁）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况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代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4]4629李长之先生则曰：“司马迁的历史实在已由广度而更走入深度……司马迁的历史已经能够探求到人类的心灵。所以他的历史，乃不唯超过了政治史，而且超过了文化史，乃是一种精神史，心灵史了。”[6]204的确，《史记》堪称一部最具情感的史，一部最具个性的史。《史记》化入了作者的旷世情怀，也突现了作者的人生价值。它将历史风云与心底波澜完美结合，因而既是一部实录式的社会史诗，又是一部司马迁个人特殊的心灵史诗。

更加强调君臣关系的和谐与平等，且更加强调君的责任，在对待国君的态度上更体现了大胆的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原则；在义利观方面，司马迁一方面深知好利轻义之弊，另一方面并不否认求利求富，甚至肯定“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贫富之道，莫之予夺”（《货殖列传》），赞同自由与自然的求利求富。尤为突出的是，司马迁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著述宗旨，努力在更高更系统的层面上洞察古今历史演变、探究天人关系，不但超越了一切前代史著，而且超越了儒家经典，体现了更加深邃的文化视野和更加积极主动的文化责任与历史担当。包世臣论《史记》曰：“明为百王大法，非仅一代良史而已。”[7]20洵非虚言。

4. 文学：《史记》的风神

西汉大一统的时代精神和其自身丰富的阅历促成了司马迁艺术家的浪漫与好奇，使其行文疏荡而多奇气。李陵之祸又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幽愤痛苦之中，而痛苦恰是艺术的摇篮，正是这种近乎悲狂的心态形成了其艺术创造的巨大内驱力。只是如果就此认为司马迁将个人的痛苦以至怨愤注于《史记》之中，使其成为一部“谤书”，则不但有损于司马迁的伟大人格，而且更贬损了《史记》的空前价值。司马迁虽有时难掩其激情的锋芒，但作者对历史的深邃思考与卓越见解，特别是明确的著述宗旨，一仍体现于《史记》之中，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始终没有淹没于情感洪流之中。诚然，种种因素造就司马迁具有典型的艺术家心态，其不世才情处处挥洒于《史记》之中。《史记》中大量的“以文运史”以至“以情御史”之处历历可见。作者在著史中时时“神与物游”，与历史人物同哭歌。这种在体现实录精神的同时又努力以艺术家的心态著史，融入自己的寄托与情怀，本身又是其重功名的主动精神的体现：“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艺术化的著史使《史记》实现了全面意义上的“一家之言”。《史记》突出的文学性也使其不但成为古代史著中最具个性与风神的一部，而且也使其成为古代史文的遥不可及的巅峰。

《史记》突出的文学性自唐宋被正式阐发，明清时期则已确立了《史记》文学经典的地位。明清文学评点家虽然几乎将《史记》视作一部文学作品有失偏颇，但无疑深化了对《史记》文学性的认识。现代

3. 经学：《史记》的追求

司马迁表述其著述宗旨之语实际显现了其隐然为帝王师的心态，因此他虽然口头称其《史记》不可与《春秋》比拟，但其“继《春秋》”之目的始终深植内心。拨乱反正、存亡继绝无疑是太史公著述的最高追求。因此，司马迁的著述不仅是一部历史，也不仅要借历史人事表达其深刻的见解，而且明确要为统治者、为帝王提供借鉴：显善恶，正得失，述往事，思来者。

只是司马迁虽然景仰孔子，且时时“折中于夫子”，但《史记》并非以《春秋》为圭臬，更非对儒家经典亦步亦趋，而是尚其意、取其灵魂，同时又有对经学的突破、超越。其“成一家之言”的作史宗旨本身就是对经学思想的大胆突破。其经过深思熟虑而确定以人物为中心，并在综括前代的基础上创造纪传体，在形制上完全突破《春秋》及其三传的窠臼。在对待天人关系、古今关系、君臣关系、义利关系等核心问题上，司马迁几乎都表现了对先圣的超越。

在君臣关系上，司马迁更接近于孟子而比孔子

第1期潘定武：《史记》性质略说

的工具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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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对《史记》文学内涵的发掘继续深入，而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经典品评，更将《史记》史学和文学两方面价值提升到极致。只是有两点仍需注意，一是《史记》的文学与史学本不可分割，且其文学内涵无疑建立在史学基础之上；二是史学或文学尚不能完全涵盖《史记》的全部，或曰称《史记》为史学名著、为文学名著或为史学兼文学名著均不够全面。另外，作为文学性极高的纪传体著作，《史记》被视为中国写人文学的真正开端自有道理，但如果因此而仅视其为一部文学著作，甚或夸大其小说因素而以传奇小说视之，则未免忽略了《史记》的主流性质，也忽略了司马迁崇高的创作宗旨。

三、结

论

《史记》非单纯之史著，更非现代意义之文学作品，称之为“百科全书”亦并不确切，《史记》实际上在史学、子学、经学和文学之间构筑了一道互通互融的桥梁，并成就了“一家之言”的典范。《史记》具有史学的基础、子学的灵魂、经学的追求、文学的风神。《史记》牢笼天地人生，堪称经天纬地的大文章。《史记》是大历史与大文化、社会史与心灵史的高度融合，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与元典之作。

参考文献：

[1]叶瑛. 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陈桐生. 《史记》与诸子百家之学[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

社，2006.

[3]何宁. 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4]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5]可永雪. 史记文学成就论衡[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社，2012.

韩兆琦先生在《关于〈史记〉的性质及其他》中说：“一部杰出文学的、历史的、集先秦文化之大成的百科全书的《史记》，正像一座山，耸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正像一颗不落的星辰，灿烂的照耀在历史的长河之上。”[8]5此一看法比较全面，但称《史记》为百科全书仍不足以真正揭示其性质。《史记》无所不包、异常丰富的内容无疑可以担当起百科全书的称号，但《史记》的巨大价值却又远远超越了百科全书

[6]李长之.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1984.

[7]包世臣. 艺舟双楫[C]//艺林名著丛刊. 北京：北京市中国书

店，1983.

[8]韩兆琦. 关于《史记》的性质及其他[J].语文学刊，1994（2）.

责任编辑：曲晓红

A Study on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Records

Pan Dingwu

(School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245041, China) Abstract:Nowadays, Historical Records is regarded as a monumental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work. However, this is not all what Historical Records covers. Seen from writings since Pre-Qin and historical and Sima Qian's actual investigation, Historical Records builds a bridge that connects historical studies, study of various schools,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literature. It's a book with history as its basis, philosophy as its soul, Confucianism as its ideal, and literature as its style. Historical Records is a real in -tegration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hat is, history of society and history of mind. Moreover, it is a classical product of national culture.

Key words:Historical Records ; historical studies; study of various schools;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literature; cultural clas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