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级教师不是我人生的奋斗目标"

作者：李节

语文建设 2012年01期

　　程翔，1963年生，祖籍山东长清。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特级语文教师、“国培计划”首批专家。现任中国当代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编写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李节：在语文特级教师这个群体里，您成名比较早。您1994年出版第一本书《语文教改探索集》时，不到30岁，评上特级是31岁。这么多年来，我感觉您是越来越活跃，不断有新书出版。现在主要忙些什么？

　　程翔：现在我的精力主要放在四个方面：一是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是主业。这些年来我一直上课，从来没有脱离过第一线。第二个方面，就是我自己对语文教学的研究。这块和学校的工作紧密相连，但是又相对独立。学校的工作属于一种常态的教学，语文教学研究属于我个人研究性的工作，对于教学有一定的意义。第三块，我自己搞点古代文献的研究。这个古代文献的研究和我的语文教学远了一点，属于个人兴趣吧。第四块，自己搞点创作，写点散文和小说。

　　李节：在古代文献研究方面，您出了两本书，一本是《说苑译注》，一本是《〈论语〉译解》。怎么会对古代文献这么有兴趣？

　　程翔：我个人有这个兴趣爱好，总是想做点事。我越来越认识到语文教师应该是一个文化人。我现在想，从我当学生的时候起，这种想法就比较突出。我总觉得语文教师应该朝着文化人的方向发展自己，因为语文承载的不仅仅是简单的语文知识的问题，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东西。一个语文教师给学生的影响，固然有语文基础知识扎实不扎实方面的影响，同时也有文化的影响，这是基于对语文教师职业特点的认识而言的。

　　李节：2011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程翔与语文教学》一书。这本书收了哪些文章？

　　程翔：我的书一般都由这么几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语文教学论文，一部分是课堂教学设计，再就是个人随笔。我挺喜欢文学创作，有时候也写点小说。

　　李节：语文老师搞创作对教学来说是好事，语文界叫做写“下水文”。

　　程翔：我一直写下水文，或者说我是把下水文和创作结合起来的。最近出的这本书里面，就收了几篇。一个语文教师，应该尝试着写一点文学作品。这样你再去教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了。

　　李节：特级教师有很多，其中有不少也是止步于特级教师。从选择做教师，到评为特级教师，再到倾心于做学问，这么多年，是什么在支持着您？

　　程翔：就我个人来讲，特级教师不是我人生的奋斗目标。即便我不评特级教师，也会努力地去做一些事。其实，在做学生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学识渊博的老师，就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够有一点点属于自己的东西。当时我有一个想法，将来哪怕能评个副教授，给个县长也不换。这种想法从中学时就有。在泰安一中上学的时候，我就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信，谈我对节目的看法。电台给我回了信。信寄到学校，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现在想想，我对当老师一点也不反感。上初中时，几个同学一起聊长大了想干什么，有的说蹲办公室挺好，我就说当老师挺好。这些都很清晰地印在脑海里。所以就这么一步步地走过来。

　　对于读书、做学问，是我自己所向往的；学识渊博的人，是我自己所羡慕的。对著名的文化人，我可以说是心仪已久。参加工作，当了语文老师，我还一直保持着比较旺盛的求知欲。这种求知欲一直没有变。不管这个社会多么浮躁，不管我周边的人的追求多么花样繁多，我觉得自己在这个方面还是心有一定之规，我没有被这个社会所扰乱，能够保持自己比较独立的思维和学习的空间。这大概也是我在为人、做事，包括品性上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李节：在您的性格里是不是有一种比较特别的东西？

　　程翔：我不太喜欢比较广泛的交往，不太合群。我喜欢王羲之的“悟言一室之内”。参加工作之后，有人说程翔这个人太清高。这个评价，传到我上学的泰安师专。我的老师对我很了解。他就讲，程翔这个人清高分对谁，他对俗人肯定是清高的，但是对有学问的人，一点都不清高。其实所谓清高，就是指我不太和很多人掺和在一起。我更愿意一个人看书，对世俗的东西也有所鄙夷。我的老师很了解我。到现在我也不会跳舞、打麻将、打扑克，自己有空就看点书、写点东西。这种生活在有些人看来可能很单调、很枯燥。

　　李节：刚才您也提到老师对您的理解和扶持，能否谈谈您的老师，以及您跟一些学者的交往？从他们身上您学到了什么？

　　程翔：我在泰安师专的老师对我影响很大。参加工作以后，也确实遇到过几位对我帮助比较大的人。泰安六中的校长孔繁玲、山东省教研室的吴心田老师，等等，都对我很好。还有我在全国讲课时遇到的很多专家、学者，对我都非常好。比如饶杰腾先生，我在泰安工作的时候就给饶先生写过信。饶先生给我的回信工工整整、一丝不苟。我当时反复地看，我想“这是印的吗”，其实是手写的。饶先生严谨的态度，对我的影响是蛮大的。我还记得1991年的时候，我到四川乐山去讲课，讲《祝福》。饶先生就蹲在那个地方拿着话筒让我上课。现在想想都很感动。前两天北京教育学院请在京语文界的老师们聚会，饶先生也去了。我就对饶先生鞠了一躬。我说，我虽然不是你的弟子，但是我自己感觉算是你的“私塾”弟子。

　　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和老先生们交往。我给钱钟书先生、季镇淮先生、吕叔湘先生都写过信。我写信给吕叔湘先生讲对语文教学的想法，也倾诉了第一线老师的一些苦衷。吕先生亲笔给我回了信。很可惜的是，几次搬家，这封回信找不到了。语文界的就更不用说了，比如于漪老师，我们之间的书信往来，有好几封。还有刘国正、章熊、曾祥芹、韩雪屏、温儒敏先生，等等，恕我一时不能说出全部的名字。和同龄人相比，我在与老先生交往这方面，确实有我特殊的地方。我刚才讲了，我心里面羡慕这些学者、文化人，就想和他们交往，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教益，我的同龄人可能没有这样的机缘。

　　李节：跟著名学者打交道，需要一些底气吧？

　　程翔：我当时没有考虑太多，自己肯定是一个很不成熟的年轻人，要虚心地向老先生请教。我有一个感觉：只要你诚恳虚心请教，老先生不会瞧不起你，不会认为你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他们不会这样想。相反，他们会悉心地帮助你。我从这些老先生身上得到了印证。你想，那个时候我跟饶先生没有交往，我给他写信，他给我那么认认真真地写了好几页的长信。我也没想到吕先生会亲笔给我回信啊。你说他们是一种什么想法？就是对年轻人寄予厚望。我给于漪老师写信，于漪老师就跟我讲：“我愿意为你们青年老师效犬马之劳。”我当时很受鼓舞。如果挖掘我的成长和其他特级教师不同的地方，我觉得，这些可能就是我的一个特点吧。

　　李节：您觉得现在的语文教学有哪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程翔：实际上是这么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个是教师本身的专业发展水平的问题，第二个就是目前的语文教学的科学架构的问题。一个教师本身的专业发展水平受到了制约，他的课堂教学必然会受到影响，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国家现在出台了“国培计划”，这两年投入力度很大。我觉得效果还是有的，至于多么明显，现在不敢讲。我参加了一系列的“国培”活动，我觉得这个对教师的专业水平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另一方面，从目前来看，语文教学的科学架构还远远没有形成，这是个大问题。

　　李节：您所说的语文教学的科学架构具体指什么？

　　程翔：比如说语文知识，我们要让学生掌握哪些语文知识。我过去经常讲的，这里面有汉语知识、文化知识、文学知识、文体知识、写作知识——我总结了五大知识。在中小学阶段，这些知识必须要掌握，应该有一个知识框架，另外要对这些语文知识进行一个合理的、具有逻辑性的分布。小学学哪些、初中学哪些、高中学哪些，梯度怎么呈现出来，必须要有一个科学、合理、逻辑的架构。

　　语文能力也是一样：通过我们的语文教学让学生具备哪些语文能力，这个语文能力的逻辑架构是怎样的，又应该是哪一些构成？在小学、初中、高中的分布，怎么体现梯度，怎么体现逻辑性？

　　我们现在最缺的是这些东西。如果一旦语文教学的科学架构建立起来，那么无论是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论是哪一个语文老师，都得按照这个科学的逻辑架构来教语文。这样就能保证语文教学的最为基础的东西得到落实，学生最为基本的语文能力就能够具备。这样的语文教育才谈得上科学性。

　　从目前来看，我们的课程标准，还有教材，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就造成了我们语文课堂教学的45分钟里面，老师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习惯、爱好、特长来进行教学。从近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看，从梁启超先生那个时候，就开始探求语文教育的科学性问题，但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都没有真正解决。

　　李节：您认为语文教学要做到科学性，就应该明确、具体地规定一些教学内容？

　　程翔：比如初中毕业生掌握多少词汇量、高中毕业生掌握多少词汇量，都没有具体明确的要求。还有文学常识，初中和高中毕业应该具备哪些最为基本的文学常识，没有一个范围，没有量的要求。我想科学性往往体现在量上，目前我们对量没有要求，这样就很成问题。我举个例子，比如我们需要明确要求一个高中毕业生必须知道唐代的10个诗人，必须会背诵、会默写这些诗人的哪几首诗，等等。这些都需要有一个更为具体的量的要求。

　　李节：我们常说教育是科学也是艺术。您怎么看待二者的关系？

　　程翔：教学有个性化的因素存在，我们讲语文教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但是这二者的顺序要注意了，必须是科学放在第一位，艺术放在第二位。语文教学的个性化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语文课堂教学绝不是某一个老师个人风格特色的展示，而是要给学生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管是什么样风格的老师，都必须遵循语文教学最为基本的规律。在遵循最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允许老师们发挥自己的个人风格特点，展示自己个性化的东西。语文教学和京剧流派不是一回事。你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不管哪个派仍然是共性的东西多，如果是共性的东西少，个性的东西多，那就不叫语文教学了，而是进入死胡同了。

　　教学艺术就是教学技能。有别于音乐艺术、绘画艺术的“艺术”，教学艺术不是独立的艺术门类，实际上就是指教师的教学技能。这个教学技能里面有没有个性化的东西？有。但是这个个性化的东西必须建立在遵循语文规律的基础之上。比如说教《阿Q正传》，全国各地无论哪一个高中教师教《阿Q正传》，基本内容和教法应该是大体一样的。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有，但它是次要的。

　　李节：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评价，说一位语文老师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您怎么看待自己的教学风格？

　　程翔：教学风格和教学艺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教学风格和教师的性格、特点、习惯，特别是语言风格有一些关系。教学风格更大程度上是指教师的语言风格，风格必须在语言里面才能体现出来。但是，过去我们把特级教师的个性风格夸大了，对于在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就有一些误导。很多研究生现在都去研究著名特级教师的个人教学艺术风格了，其实我觉得把主要的方向搞错了。主要的方向是规律——教学的基本规律。我觉得我们要有意识地淡化教学艺术、教学风格，淡化这个东西，而去突出语文教学规律，突出语文教学的科学性。

　　有一些东西既不属于风格，也不属于特色，我们却误以为是风格和特色。比如说有的老师特别擅长通过朗诵来进行教学。其实一个语文教师必然要擅长朗诵。

　　李节：您觉得这不属于风格，而是基本功？

　　程翔：对。再比如说，有的老师上课感情充沛，有的时候声泪俱下，于是就被叫做“感情派”。有的老师说我和于漪老师一样，都是感情派。这个说法我没有认可。语文本身就有着浓厚的感情，一个没有感情的人教语文，他怎么能教呢？怎么有资格去教呢？这是语文本身固有的东西，不是一个老师的风格特点。你教《报任安书》《陈情表》《赤壁赋》，能没有感情吗？没有感情怎么能教这种课文呢？

　　李节：正在成长中的教师，如果还想做点事情、思考点事情的话，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程翔：作为一般教师，我们首先要认认真真地备课、上课。我最近一直在讲，一线的语文教师要注意积累自己的课堂作品。每年能够有一至两篇，这样工作十年就有十篇、二十篇，让课堂作品来引领自己，提高专业发展水平。

　　李节：课堂作品是指教学设计吗？

　　程翔：我定了三个标准：第一，课堂作品必须体现执教者对于文本的准确、深刻的理解和把握。第二，课堂作品必须是执教者精心设计的结晶，体现了执教者的教学智慧。第三，课堂作品必然包含着教师和学生的情感投入。具备这三点，然后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经过反复打磨、修改，最后巩固下来，这个东西就可以叫做课堂作品。就像作家有文学作品、艺术家有艺术作品一样，语文教师应该有自己的课堂作品。我这几年在很多地方都讲这个东西，很多老师听了以后也比较受启发。

　　李节：“课堂作品”这个提法确实很有意思。

　　程翔：课堂作品和老师最贴近了。比如一个老师教《荷塘月色》，教了十遍、八遍，我再问他：“你对《荷塘月色》究竟有什么研究？”实际上很多老师缺乏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缺乏教师这个职业的自觉意识。那么，我提出积累课堂作品，就是要让老师树立教师发展的自觉意识，从而使他的教学工作变得有意义。否则教了一辈子书了，仍然很浅薄，只是做了教参的传声筒，没有自己的研究心得在里面。一个老师的教学生涯短的话30多年，长的话40多年，这几十年中，同一篇课文教了多少遍，如果还是不深不透，那是很可悲的。

　　拿我自己来说，我教《荷塘月色》，是1988年参加山东省的比赛，获得一等奖。1989年我在《语文学习》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即《〈荷塘月色〉主题探》。20年之后，我又在《语文学习》上发表了第二篇文章，是《〈荷塘月色〉主题再探》，此外，针对《荷塘月色》的艺术手法、结构特色，我又发表了好几篇文章。现在我可以这样说，国内关于《荷塘月色》的分析文章，很多我是看过的。这个文章我能够把它全篇背下来，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不用备课，我拿起来就能教，这就形成了课堂作品。

　　李节：您所说的，大概就是一个“教书匠”和一个学者型教师的不同之处吧？

　　程翔：所有的语文教学的大家，没有囿于中学语文教学这一方天地的，而是能够又拓展出自己另外的一些天地来。这些天地对于自己的语文教学肯定是有帮助、有意义的。如果一个语文教师只懂得自己教的那几篇课文，那我们把他叫做“教书匠”，教来教去就是这几篇课文。教师这个工作必须得警惕。翻来覆去，教不出什么新意来，也弄不出新东西来，就成了教书匠了。所以，我提倡一个教师应该朝着文化人的方向发展。应该把自己的语文教学放在一个宏大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下来教。你想想看，于漪老师、钱梦龙老师、宁鸿彬老师、顾德希老师、魏书生老师，等等，他们哪一个不是具有自己的思想和积淀呢？这些老师都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

　　李节：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作者介绍：李节，《语文建设》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