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莺莺杜丽娘

目录

一、时代背景„„„„„„„„„„„„„„„„„„„„„„„„„„„„„1

二、家庭出身„„„„„„„„„„„„„„„„„„„„„„„„„„„„„2

三、年龄方面„„„„„„„„„„„„„„„„„„„„„„„„„„„„„3

四、感情方面„„„„„„„„„„„„„„„„„„„„„„„„„„„„„4

五、情欲、性欲方面„„„„„„„„„„„„„„„„„„„„„„„„„„4

六、叛逆性格方面„„„„„„„„„„„„„„„„„„„„„„„„„„„5 参考文献„„„„„„„„„„„„„„„„„„„„„„„„„„„„„„„7

崔莺莺和杜丽娘的形象比较

摘要：在我国古典戏剧文学中，有许多富有魅力的女子形象，《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和《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是其中比较光彩夺目的两个。《西厢记》和《牡丹亭》都是反映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和追求自由爱情，反对封建专制的优秀剧作，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两朵奇葩，里面着重刻画的两位女主人公崔莺莺和杜丽娘的形象深深的留在了人们的脑海里。《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和《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是中国古代戏曲家用生命点燃的人物形象，她们精美隽永，温婉可人。由于时代与所处环境等的不同，她们的形象也有其各自特点。本文分别从她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家庭出身、年龄方面、感情方面、情欲性欲和叛逆性格六个方面对她们的形象进行了综合的比较和分析。

关键词：时代背景；家庭出身；年龄方面；感情方面；情欲性欲；叛逆性格

崔莺莺和杜丽娘是我国古代戏曲文苑里的两朵奇葩。她们生于官宦人家，年轻貌美，才华横溢；她们又是同封建礼教相抗争的叛逆女性形象：由于她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她们追求爱情幸福的方式各异。从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和深化，可以感受到不同时代的心路历程和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同时，这样的女性形象的出现，不仅促使当时和后来的更多的女性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和命运，也促使人们从更深的层次去关注她们所生活的时代。在现今的学术领域中对《西厢记》和《牡丹亭》的研究多是从作品的时代背景、艺术特色和主题思想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探析，使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更加清晰和鲜明，但是更多的是从她们生活的时代背景、个性特点和性欲情欲方面进行研究，从而去体现“人世总为情”，“人生而有情”主题，奏响了响彻云霄的反封建礼教的赞歌。今天，我们进一步比较和分析她们叛逆爱情的异同，发展和传递的关系，对我们认识古代女性追求爱情的坎坷历程有所助益。本文拟从崔莺莺和杜丽娘的生活环境和个性特点对她们的形象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分别从她们的时代背景、家庭出身、年龄方面、感情方面、情欲和性欲方面、叛逆性格方面对她们的形象进行探究。

一、时代背景

元王实甫《西厢记》的故事源出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又名《莺莺传》，北宋赵令峙改写为鼓子词，金董解元改名为《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编写成剧本，成为

千古名剧。剧中那“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为千百年来人们对爱情的最美好的祝愿，比《西厢记》诸宫调的思想更深刻，意义更深远。

笔者认为，崔莺莺生活在唐代，当时的门户等级观念相当严重，民族压迫严重，传统的儒家思想在元代产生了断裂，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造成了思想界相对松动和活跃的局面。元朝统治集团的上层，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在利用正统的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崇各个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因此，佛教、道教乃至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中原地区同样得到发展，从而导致了元代信仰的多元化，产生了“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的说法，随着程朱理学影响的下降，长期以来压在人们心头的封建礼教的磐石随之松动，下层人民和青年男女蔑视礼教违反封建伦理的举动越来越多，为莺莺叛逆思想的产生作了铺垫。而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则是以明代《燕居笔记》中的《杜丽娘慕色还魂记》为蓝本，虽言宋代之事，影射的却是明代社会的真实面貌，剧中的杜丽娘的形象，正是作者理想中的人物形象，是时代的缩影，肯定和歌颂人的生命的欲望和感情追求，抨击了当时社会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念，当时的明王朝极力推崇程朱理学，以束缚和愚弄广大的妇女，推崇王学左派的学说：“格物致知”“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他们的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反对男尊女卑，认为人欲就是天性，强调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正是由于“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才刻画出了杜丽娘这一光辉的形象。杜丽娘要求“人性复归”，大胆的喊出了“阳阴配合之正理”的口号，有力的批判了明朝的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强调“人欲”，“以鲜明的至情观标举起反理学的旗帜” ，所以处于这种环境下的杜丽娘比崔莺莺的反抗更加主动、坚决、彻底，性格更为坚强，对爱情，对性欲的渴望更强烈。

二、家庭出身

她俩的出身大致相同,皆为大家闺秀、名门淑媛,知书达礼,温顺动人。她们都受封建教育，在爱情问题上，有着相似的反抗性格。崔莺莺是相国小姐，杜丽娘是太守的千金，在这样的官府门第里，她们受到的是封建礼制的教育，其爱情受到封建家长的百般阻挠。

崔莺莺父亲已死，崔夫人“治家严肃”，为了不使“女孩子折了气分”，又派了个红娘“行监坐守”，为了“门当户对”不招“白衣女婿”，企图赖掉已答应的婚事，苛刻的要求只有张生考上状元方肯将女儿婚配，极力维护封建礼教与尽力做好一位称职的母亲，以图阻止女儿的自由爱情。

杜丽娘年虽及笄，但未论婚配，父亲杜宝对其管教极严。她未越闺房一步，就连家中有个花园也不晓得，为了“他日到人家，知书达礼，父母光辉”，杜宝请了个六十岁还“从

不晓得伤个春”的迂腐老儒生陈最良来教授“后妃之德”。后来柳梦梅中了状元，杜宝还不肯承认这桩婚姻，不认女婿，认为男女之情是“妖孽”之事，“必须奏闻灭除”。

笔者认为，崔莺莺与杜丽娘在追求自己的爱情中，那抗争与叛逆的思想深处，仍是以一个封建体制中名门闺秀的身份来要求自己的,她们绝不是戴不凡先生所说的“离经叛道的反封建形象”,那样的话,崔莺莺便不会一次又一次地使“假意儿”、“乖性儿”、“闹简”、“赖简”,把张生折腾得生不如死;杜丽娘也不会郁郁寡欢、因梦而死,还魂后又拼命地为自己的婚姻寻求合法化的外衣。尽管内心的反抗情绪多么高涨，内心仍是极力地压制这一情绪，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大家闺秀的矜持与体面。这是时代带给她们的局限性，也是她们形象的相似点。

三、年龄方面

从作者描写的年代来看，当时的崔莺莺十九岁，而杜丽娘才十六岁，正因为三岁之差，使崔莺莺和杜丽娘二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从生理学角度来看，十五六岁便有了性的萌动，而且比较强烈。崔莺莺正是少女怀春的美好阶段，而小她三岁的杜丽娘情窦初开。对于女孩子此时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变化，父母应该给予关心和注意，在《牡丹亭》中，杜宝对女儿要求严格，管束严厉，俨然一个封建卫道者形象，在杜宝看来女儿的一切行为变化要合乎“天理”，符合封建规范。正是这样的严格管教，才使杜丽娘走出闺房，到后花园踏春，触景生情，由情而梦，由梦而死。正如现代精神分析学家佛洛伊德所认为的：“每个梦都是呈现为一个具有某种意义的精神结构，并能在梦者清醒生活的精神活动中找到它指定的位置，”在摆脱了人世间的束缚之后，她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更为大胆和执着，她的“欲”也是在一种冲动下发生的，这也是她年龄到了这个阶段的生理上的一种必然。

笔者认为，比杜丽娘大三岁的崔莺莺则显得矜持和含蓄，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比杜丽娘要成熟，也渴求情和欲，但她能克制自己，“发乎情，止乎礼”，虽然喜欢张生，但表面上不表现出来，所以她的内心是复杂和矛盾的，是曲折的，她渴求爱情，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私下与张生诗书相约，私下与张生定亲，敢于爱，是有理智的，而不象杜丽娘是在性本能的冲动下进行的，十六岁和十九岁是个年龄相仿的阶段，是少女怀春的激情岁月，她们都渴望爱情，渴望情欲，想要拥有并得到自由理想的情爱，但年龄之差又决定了她们在追求情爱道路上的不同。

四、感情方面

笔者认为，崔莺莺和杜丽娘，她们都有反对封建婚姻，追求自由爱情的共性。封建家庭的教养使崔莺莺感到压抑，罗曼罗兰在他生活的时代感到压抑，于是他呼唤着：“快打开窗户吧，让自由流通的空气吹进来！”王实甫的《西厢记》就为元代社会打开了一扇窗户，崔莺莺在佛殿邂逅了“外相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的张生，萌生情种，违背了老夫人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的规矩，尽管红娘“行监坐守”，但是也没能禁锢她的少女的情感，才情的共赏，心灵的碰撞使才貌双全的青年男女走上了爱恋的长途。崔莺莺也由此而反对父母的包办婚姻，老夫人的包办婚姻也是为“门当户对”，维护封建家族的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说：“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工具。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非个人的意愿”，莺莺就因有强烈的情欲，才强烈的反对父母为她定的亲，但她和张生的交往，又因她受封建礼教和千金小姐身份的限制，使她在感情方面徘徊，彷徨：一会儿眉目传情，一会儿装腔作势，才寄书相约，随即赖个精光，矛盾中带着反复，但在善解人意的红娘的帮助下，最终和张生这个飘零书生“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对封建“情”与“礼”作了抗争，赢得了胜利。

杜丽娘的爱情历程和崔莺莺的截然相反，她首先是由欲望的满足到感情的建立，她并不象崔莺莺那样不满意包办婚姻，她对爱情的理解很简单，她要求自由，但封建制度的束缚，使她不能出闺门，注定不可能遇到可相亲相爱的意中人，只有在梦中寻求。在环境的逼迫下，杜丽娘大胆的婚走，她的婚走是对封建理学的公开宣战。莎士比亚说：“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真诚的爱情永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所以杜丽娘想得到真爱就必须去努力，去抗争。“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里写道，诠释了杜丽娘对情的执着。在杜丽娘因情而死时，在虚拟的世界中取得了虚情，使她对自由爱情的追求更加大胆和执着，她要求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获得“真情”，于是“钟情一点，幽契 重生”，她大胆的爱，大胆的婚走，在幻想中归复，最终得到了完美的爱情，敢爱、敢恨、敢生、敢死、执着追求真爱。

五、情欲、性欲方面

笔者认为，“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有了爱情便有了情欲和性欲。爱情主题的含义便是婚姻，而婚姻本是情欲和性欲最完美的结合，无论是崔莺莺，还是杜丽娘，她们的爱情都少不了“欲”。迎合了“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只要男女间彼此有情，就应让他们同偕白首，而一切阻挠有情人成眷属的行为制度，则应受到鞭挞”，情欲的产生也是一种自

然，是不应该受到阻挠的。对于情欲，莺莺和杜丽娘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一个朦胧一个清晰，一个压抑一个主动追求，研究表明：“爱情的动力和内在的本质是男子和女子的性欲，是延续种族的本能。”剧本中莺莺的一出场，面对“花落水流红”的残春，使她有了“闲情万种，无语怨东风”的心境。在未和张生相遇前，受封建礼教和老夫人的严格束缚，性情被压抑，而感到苦闷。正值少女怀春的时刻，在佛堂和张生邂逅，情欲开始觉醒，于是“情思不快，茶饭不进”，她的本能冲动让她冲破礼教的束缚，大胆的和张生结合，她的本能使她渴望性爱，从而冲破阻碍，大胆的爱，实现了心灵与肉体的结合。

莺莺对张生是一种由“情”到“欲”的爱，而杜丽娘对柳梦梅的则是由“欲”到“情”的爱。杜丽娘所要追求的是“天然之情 ”，也就是“欲 ”：性欲、情欲。而决不是男欢女爱的美满婚姻，她的父母不许她有这种“欲”，所以发生了冲突，这也是人文主义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体现。所以杜丽娘的“情”更多的是一种本能的情欲，一种天然的，原始的生命冲动，它肯定人的欲望存在的合理性，而存在的合理性更加肯定了性作为一个正常人正常生理需求的合理性。杜丽娘因春寂寞，年华逝去，因自然涌发生命的冲动而与柳梦梅梦中幽会，恣一时之欢，由此有了生死不忘之情，主动追求自由爱情。她的“至情”，她的对“欲”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她感慨：“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⑿大胆执着的追求自由爱情。“汤显祖用充满激情的笔触精雕细刻了杜丽娘青春觉醒的过程，对于性生活、性行为的渲染较之《西厢记》有过之无不及”。

六、叛逆性格方面

崔莺莺是北方女子，开朗、大胆、敢作敢为，感情更为直率、炽烈，她生活的时代———唐代因袭魏晋以来的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氏族”的传统,社会上流传着“崔卢李郑王门女,不入寻常百姓家”的说法,门阀观念十分严重。在婚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情感。而作为相国小姐的莺莺和书剑飘零的书生张生相爱,本身就是对门第、财产和权势作为条件的择偶标准的违忤。《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作为相国家的千金，深受封建礼教文化的熏染，有她符合封建规范的一面，她的叛逆思想在反封建中有进步的因素，这也是作者理想的体现。她勇敢的追求自由爱情，大胆的蔑视门阀观念，不在乎张生是一飘零书生，完全放下了大小姐的身份来接纳张生，把爱情看的高于一切，正如在长亭送别中：“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不在乎功名利禄。莺莺和张生一见钟情，月下隔墙吟诗，大胆的对张生吐露心声，陷入情网，但又因她是相国家的小姐，有着深沉含蓄的一面，所以和张生的交往中她又有矛盾的心里，对张生想爱不敢爱，

以至于在老夫人面前她和张生的交往都是秘密进行的，在老夫人和红娘面前，她故做模糊，明明爱张生，却斥红娘骂张生，暗地里又和张生诗书相约。然而面对老夫人的赖婚，在心里骂老夫人是“积世老虔婆”“狠毒娘”，尽管如此，她永远不会在老夫人面前吐露心声，她这一反映从一个侧面影射出中多少年来中国女性矜持、害羞、含蓄，不愿意向人倾诉的一面。所以莺莺对张生的爱只能在私下里去积极的追求，她爱张生，最终视封建礼教于不顾，大胆的和张生结合，冲破礼教，把爱情看的高于一切，使莺莺的叛逆性格有了新的诠释和深意。

杜丽娘性格稍为内向，她生活的时代———明代统治者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皇帝和皇后亲自编写《女戒》之类的书来提倡“女德”,极力表彰妇女贞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在情欲的召唤下由生入死，因死复生，以其“至情”的超传统的意识，体现了自我个性意识的觉醒，在学了“有风有化，宜室宜家”的封建教条后，从要求自由的生活愿望出发，对它做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肃苑》 ）⒂后来在春香的诱导下，第一次偷偷地到了“春色如许”的 后花园散心，那盛开的百花，成对儿的莺燕纷至沓来，打开了这个少女的心扉，使她在长期的闺禁里的沉忧积郁得以发泄，激起了她感情的波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院！”她深深的叹到“你道翠生生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恰三春好处无人见。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只怕的闭月羞花愁颤。”⒃于是产生了对封建礼教的怨愤之情，对自由幸福的追求之愿，终于在梦中接受了柳梦梅的爱情，以至为之缠绵枕席，埋骨幽泉，她的死不是剧本的结束，而是高潮的开始。杜丽娘的生命离开了现实的世界，完全的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于是她更加大胆执着的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到底还魂找着了梦中相爱的书生，到底还魂同柳梦梅结为夫妇，赢得了反封建礼教的胜利。

笔者认为，杜丽娘比崔莺莺坚强、成熟。就从她们各自的丫鬟入手来分析这一特点吧！“春香是一位活泼可爱的人物。她敢说敢做，泼辣大胆，但简单天真，觉察不到小姐感情的细微变化。春香想什么，杜丽娘了如指掌，而杜丽娘心中的情感变化，春香却一丝不晓。比起崔莺莺的丫鬟红娘大有逊色，远没有红娘的机智、果敢、敏锐。”崔莺莺缺乏独立行动的能力，一举一动都离不开红娘的帮助，杜丽娘却完全靠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探索通向自由解放的人生道路。崔莺莺的赖婚虽然也出于无奈，却或多或少带有矫情的意味，而做了鬼的杜丽娘也敢质问鬼判官自己情人的姓名，并主动敲开柳生的书房门表白心声，显得直率而大胆。复活以后，杜丽娘还能与父亲争辩甚至在金峦宝殿上与皇帝据理力争。张生与莺莺中间，正是因为有一个忠实可靠的红娘见义勇为，穿针引线，帮助他们，鼓励他们，

才使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如果说有这样一位红娘的存在，正说明了莺莺的软弱，那么，杜丽娘身边没有这位红娘存在，正说明了杜丽娘的坚强。且在春香与红娘的对比中，杜丽娘显得比崔莺莺更深刻、更成熟，她是自己思想行为的主宰者。

综上所述，在追求自由爱情，冲破封建礼教的过程中，崔莺莺是冲破外在的“礼”，着重于行为，而杜丽娘则是发觉生命的“真”，着重于心理，是一种新的进步，比崔莺莺更执着、勇敢大胆；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她们对自由爱情的追求是一种由外到内的发展，是一种互补，也是一种发展。崔莺莺是现实中人，所以可亲；杜丽娘是理想中人，所以可爱。崔莺莺的爱情是半推半就的古典方式，却以两人的同居作为性格的现代走向；杜丽娘的爱情以现代的性爱为开端，但最后却谨慎地借用了传统提亲的外壳作为包裹。不管在文学史上还是爱情史上，两人交相辉映，她们形象的深刻意义在于对封建婚姻的批判和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崔莺莺和杜丽娘的叛逆形象在中国蔚为大观的戏曲艺苑里大放光彩，她们的美丽与才情形成了各自的叛逆性格，她们敢于同封建礼教作斗争，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追求自由理想和爱情，奏响了一曲曲追求自由爱情的赞歌，这是值得肯定与认同的，因为这符合正常人生理和心理的要求。尽管她们在反抗的途径上都受到了封建势力的重重阻碍，但最终她们都胜利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杜丽娘的反抗更有崭新的色彩，带有独立自主的人格精神，洋溢着叛逆的勇气。

参考文献：

⑴徐朔方.汤显祖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⑵吴伟斌.论《莺莺传》（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991（8）. ⑶周巩平.西厢记（M）.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0.

⑷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⑸魏凯.中国文学古籍选介（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