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无忧网中新对比话中国医改
医患关系在中国是一根高度敏感的神经。自去年以来，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从江西南昌市第一医院血腥械斗事件，到北京同仁医院女医生被刺等，医患矛盾已成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一个强烈的不和谐音。医患矛盾表面往往由大医院挂号难、医生冷漠、诊病时间短、对诊疗不信任等引发，而根源是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作为主流华人社会，新加坡在解决中国式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方面，不无借鉴之处。
目前在中国，好医生、好设备大多集中在省会以上城市的三甲医院，城市社区医院以及县级以下乡镇及村医院缺医少药，全国人民生了病，特别是生了大病重病时，一股脑儿地涌向大城市的大医院，看病怎能不难？因而，解决看病难就是解决“好医生”和“好医院”数量和布局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大医院在中国特指政府公立医院。其实，若仅仅对比政府公立医院就医情况，在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看病其实更难，预约等候时间在两周至一个月或以上是常有的事，等候做手术的时间更长。而如果去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只要你肯凌晨排队，只要你愿意等上大半天，多数当天都能看上病。
可是像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却没有中国式的看病难问题，因为这些国家不仅有政府公立医院，还有大量的私立医院和诊所。在人口只有500万的新加坡，据卫生部网站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共有30家医院，包括15家政府医院和15家私立医院，还有18家综合诊所以及近800家私人诊所。人们看病，小病小痛大多去家庭诊所或综合诊所，遇到诊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或希望得到更好治疗时才去大医院。如果不着急，便去政府医院；如果着急而且经济许可，便去私立医院。
但中国的私立医院并未真正发展起来，更没有私人诊所，人们不论大病小病，不论有钱没钱都别无选择。因此，中国要解决从东到西、从城市到乡村13亿人的看病难问题，单靠政府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实行双轨制办医院：一方面办好公各级公立医院；另一方面动员社会力量，开放社会资本包括引进外资办医院，发展私人诊所，同时发挥监管职能，严厉打击和坚决杜绝假医假药。
医院多了还不够，看病终究是要看医生。解决看病难，高质量医生的数量才是硬道理。
根据中国医师协会2008年所做的初步统计，有登记的妇产科医生只有19万人，如果只统计受过高等教育、有能力处理疑难杂症的高水准的医生，可能连10万都不到。在北京妇产医院妇产科，每个主治医师要承担2—3个人的工作。大医院尚且如此，小医院自不必说。小医院没有“像样的”医生，谁会走进去？新加坡共有8819名（不包括牙医1506名），平均每1万名居民拥有近18位医生。不仅医生的数量充足，资质也有保证。即使是楼下的家庭诊所，也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看病贵与不贵，不在于绝对的医疗费用
增加优秀医生的数量，一靠培训，二靠引进。培训和引进都需要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单靠政府远远不够，也须开放社会资本，并改善医学人才引进机制。只有当“小医院”也有了好医生时，才能正真实现小病进小医院，大病进大医院，从而建立起良好的转诊制度，看病自然变得井然有序。
2009年中国新医改实施以来，医疗保险推进迅速。到2011年7月，中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已达12.7亿，覆盖人数占总人口95%。但由于医保“广覆盖、低水平”的特点，人们对此感受不深，因而看病贵问题依然严重。
其实，若论看病的绝对花费，中国并不算贵。在中国的公立医院看病，最普通医师的挂号费是5元人民币，特需门诊也不过100—300元。而在新加坡，不论是去政府医院还是私立医院，普通医师的挂号费通常为80元新币，相当于400元人民币，普通家庭诊所挂号费也要18元新币，已赶上中国的特需门诊。在新加坡的政府医院，做一次胃镜大致需要1200元新币，相当地人民币6000元左右，而同样的检查在北京的三甲医院只需500—1000元左右人民币。
但发达国家却没有中国式的看病贵问题。例如一位李先生供职于新加坡的一家美国公司，前不久做了胃镜和肠镜检查，住院一天，共花费6000元左右新币。政府保健户头为他支付了1700元，其余部分由公司为他买的保险支付，李先生没有额外花费，也没有动用自己的商业保险。
一个人的医疗费用指的是看病时需从自己口袋里掏多少钱。看病贵与不贵，不在于绝对费用的高低，而在于是否有人为你买单、买多少。在中国，看病的绝对花费虽然低于发达国家，但需要自掏腰包的钱在总费用中所占比例较高。因而，中国要解决看病贵，政府在提高社会医疗保险水平的同时，还需要加快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为富裕起来的人们提供多一种选择和出路，并从政策层面鼓励企业为员工谋福利，以此成为目前社会医疗保险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