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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博弈下的和谐社会

  对于和谐社会的精髓,笔者个人理解就是“合作性的博弈”。  根据参与者能否形成约束性的协议,以便集体行动,博弈可分为合作性博弈和非合作性博弈。纳什等博弈论专家研究得更多的是非合作性博弈。所谓合作性博弈是指参与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与其他参与者谈判达成协议或形成联盟,其结果对联盟各方均有利。非合作性博弈是指参与者在行动选择时无法达成约束性的协议。人们分工与交换的经济活动就是合作性的博弈,而囚徒困境以及公共资源悲剧都是非合作性的博弈。  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都要博弈,但博弈是合作性的还是非合作性的,效果与结果完全不同。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合作博弈为主导的社会,在这样的合作博弈主导下,社会的效率达到最大化。简单地讲,合作博弈是1加1大于2,是有合作溢价的,这样的溢价就是和谐的价值。  非合作性博弈不利和谐  正如G. T. Miller Jr. “生态学三定律”所言:“我们的任何行动都不是孤立的,对自然界的任何侵犯都具有无数效应,其中许多是不可预料的;每一事物无不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和相互交融;我们所生产的任何物质均不应对地球上的生物化学循环有任何干扰。”也就是说,人们不可能单纯地只做一件事。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花费公帑的胡乱建设,惹来种种非议,给市容市貌增添了乱象、给人们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给空气中增加了粉尘危害等。这样的反复拆建过程,显然是一个博弈过程,是一种非合作性的博弈。从这个角度来看,显然是行不通的。相对的,合作的过程应当是统一协调的一次性建设。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人不都是有经济理性(经济活动的任何参与者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动机)的吗?怎么会出现这些事呢?答案是,经济人的自利既有促进生产和增进社会福利的一面,也有增加交易费用和减少社会福利的一面,人既有利他行为也有损他行为,关键在于经济人决策和行时面临的约束条件。所谓经济理性,就是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还在关注约束条件,计算和评估着约束条件对他的决策和行为后果的影响。  亚当·斯密说,“我们之所以有面包吃,不是因为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因为他想赚钱发财。在他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促进了社会利益,并且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来得为。”两百多年过去了,斯密的洞见仍在发挥作用,这说明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可以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相兼容。  但斯密这里说的还隐含着一个假定前提,就是交易费用为零,而实际上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因为利他行为、增加生产和增进社会福利是自利的结果,但损他行为、增加交易费用和减少社会福利也是自利的结果。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功利计算的结果,差异只是来自于约束条件。这也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所具有的完备性。毫无意义地挖、拆、建就是增加交易费用和减少社会福利的损人行为,也是自利的结果。  乱挖、乱拆、乱建这样的博弈,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合作性的博弈,非合作性博弈是可以在非常理性的条件下达成的,非合作性博弈的规律就是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纳什均衡首先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提出挑战:按照斯密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但我们可以从“纳什均衡”中引出“看不见的手”原理的一个悖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  乱挖、乱拆、乱建这样的“寻租”行为,是博弈中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最理性的做法,但也是一个系统内存在大量的非合作博弈的结果,是一种不和谐的社会关系,这样的理性做法下囚徒困境的效果是必然产生的。请想一想,这时的经济效率还会高吗?非合作性博弈的减损经常是正反馈放大的,如果因为这种行为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就是一个非合作性博弈的放大过程,和谐社会被破坏。  对于上述非合作的不和谐问题,如何能在改革制度当中解决,而不是让博弈走向制度制定初衷的反面?制定政策一定要考虑到社会恶意博弈政策的影响,以及非合作性博弈所带来的囚徒困境,不能让一项好的政策经过社会的非合作博弈损害了国家、民族和老百姓的利益。    合作性博弈与中国特色  我们还要注意到合作博弈的存在。比如盖房子需要挖坑,挖出来的土就可以作为修路填平的土方,那么本来修路需要挖土、购买土方的费用都没有了,盖房子挖坑多出来的土方的堆放费用也没有了,因此我们看到合作降低费用。但如此一来,实际上也让统计当中的GDP数额大大降低。  经济学家们说,人类社会的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实质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费用,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那么,怎样让GDP质量更高,把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呢?就是增加社会的合作性博弈,减少社会的非合作性博弈,改变现在社会非合作性博弈不断增加的问题。  我们国家施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就是因为市场的恶性竞争和浪费下的非合作性博弈公有制可以避免。中国取得这样的经济发展成就,在西方的GDP理论之下解释不通,也是因为中国大量的公有制企业看来似乎效率较低,但企业间是合作性博弈,国家宏观调控促进企业的合作性博弈,使得企业的总效率有了巨大的提高。中国的土地公有制,避免了印度土地私有难以整体规划建设的巨大非合作减损,基础设施可以高效率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