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无忧网作者：熊宗仁
民国春秋 1995年07期
一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在南京的何应钦便得知了这一消息，他大吃一惊。但很快镇静下来，派人请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吴稚晖和军政部次长熊斌等人到他家，分析形势，商讨对策。熊斌原是冯玉祥部下，他认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蒋介石被扣，主持军事者自然应是副委员长冯玉祥，便提出可否先告知冯玉祥。何应钦心目中，从来都视冯玉祥为摆设，以“暂可不必”回绝了。就在这次非正式的碰头会上，何应钦已将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基调定下，同时分派人进行游说和采取应急措施。
冯玉祥直到中午12时，才接到中政会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李烈钧的电话，得知西安事变。稍后，鹿钟麟又到冯家相告。但冯仍不知详情。下午2时，冯玉祥想找李烈钧问究竟，扑了个空，便径直闯到立法院院长孙科的住处。孙科这才从冯的口中得知蒋介石被扣的消息，惊得半晌闭不拢嘴。总参谋长程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虽已知西安之变，但派人四处找不到何应钦，只听说何已与人开会研究了情况。冯玉祥对何应钦甚为不满，当众发牢骚：“我和协和（李烈钧）、哲生（孙科）均无所闻，不知是何理由？”
当晚8时，在冯玉祥的办公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张继和鹿钟麟、张之江、石敬亭等人聚在一起，与冯玉祥商讨应付办法，个个都对何应钦的诡秘态度表示不满。张继打了好几处电话，才在何应钦家中找到何，向他询问西安事变的经过，并告之冯玉祥似已动气。何应钦不耐烦地在电话中回答：“一时说不清，我马上派人来面呈。”不一会，熊斌奉何应钦之命，手持张学良、杨虎城12日发出的通电，赶到冯玉祥官邸。冯玉祥展读通电，知张、杨之举，意在逼蒋抗日，心中的重负才稍减。但对何应钦迟迟不通报详情，仍大为光火，决定亲自找何应钦。他一边迈步出门，一边吼道：“如此重大事件，欲一手遮尽天下人之耳目，岂可得手？！”当冯玉祥闯进何应钦家中时，李烈钧、戴季陶、朱培德、叶楚伧（国民党中执委常委、秘书长）、陈璧君、陈公博（国民党中政会委员）等许多要人已在座。一些人是奉何应钦之请而来，一些人是不请自来，都想知道西安的详情。
冯玉祥等人并不知道，何应钦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以真相不明为理由，对冯玉祥等可能同情张、杨的人和尚不知情的国民党要员们，将事变真相暂时秘而不宣。同时，又以军事需要，严格新闻检查为由，切断南京与西北的一切通讯和交通，封锁消息，使西北的报纸和张、杨的宣言到不了南京。西安电台日夜广播，说明扣蒋真相及抗日要求，统统被南京强有力的电波震耳欲聋的干扰所淹没。南京城里如捅了马蜂窝，谣言一个接一个散布出来。人们真假难辨，人心惶惶。
冯玉祥进到何应钦家，见人们争论正烈，就近找空位坐下。他见何应钦以少有的激动，力主诉诸武力，讨伐张、杨，以维党纪国法。李烈钧则认为当务之急是以保蒋安全为要，不赞成武力解决。戴季陶、叶楚伧、朱培德支持何应钦，而陈璧君、陈公博却出人意料地支持李烈钧。在谈到军队指挥权的时候，有主张归何应钦的，有推程潜的，有说冯玉祥的。何应钦身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五常委之一兼军政部长，自度非我莫属，但缄口不语。戴季陶早与何应钦灵犀相通，极力主张军事应归何应钦，似有不让别人再争下去之意。冯玉祥忍不住了，站起来顶撞戴季陶，说：“不成，参谋总长是军令机关，而军事委员会尚有办公厅主任！”言下之意，除程潜、朱培德外，尚有我副委员长，岂能轮到你何应钦！何应钦依然正襟危坐，任戴季陶与冯玉祥唇枪舌战。戴、冯一直争执了一个钟头，还没个结果。有人提出这是闲谈，不算数，应速到中央党部开临时紧急会议才是。
在中央党部的会上，何应钦才让与会者传阅了张、杨的通电全文。张、杨这份通电，虽然主要是谴责蒋介石，但却也同时捅了何应钦的痛处。这份通电，给和平解决派提供了根据，他们认为张、杨捉蒋，为了抗日，且保证蒋介石安全。眼下应讨论如何答复“八大主张”，怎可讨论加兵西安？何应钦咬定死理，先声夺人，反复强调张学良、杨虎城劫最高统帅，目无党纪国法，形同叛逆，不“讨伐”不足以张法纪！几乎不容反对意见陈述完毕，就将别人的话头打断。加上戴季陶、吴稚晖、叶楚伧等人支持何应钦，“讨伐派”明显占了上风。会议从深夜12时一直开到13日凌晨3时，双方仍各执一说。虽然谁也拿不出一套众人认可的扭转时局、救蒋脱险的方案，但何应钦仍操纵会议，初步决定：“张学良撤职查办，军队归何应钦调遣。”会后，在何应钦的催促下，以国民政府名义发出了将张学良褫职严办令：张学良“劫持统帅”，“以身负剿匪重职之人，行同匪寇”；“以身为军人，竟冒犯长官，实属违纪荡法”。“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交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这一突发性事件，使代蒋介石执掌兵柄的何应钦成了南京城里的轴心。
二
在上海的宋美龄，得知蒋介石被拘捕的消息后，犹如晴天霹雳，当时就昏了过去。醒来之后，又哭又吵，要姐夫孔祥熙陪她星夜驰赴南京。
身为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自然要冷静的多。当他在上海私邸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及张、杨通电后，即致电张学良，以比较宽容的口气，劝张“总宜委婉相商”，不要“反为仇者所快”，并表示对张的“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而予以理解，以图稳住张、杨。
13日清晨7时，宋美龄在孔祥熙陪同下，带着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从上海赶到南京。当她得知何应钦主张“讨伐”西安，便使着性子大骂何应钦“不是东西”！她不顾前来迎接的人向她问候，径直命司机驱车进了中央军校。宋美龄要军校教育长张治中设法阻止何应钦蛮干，要不惜代价，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在到南京几小时中，宋美龄、孔祥熙已经得悉英、美两国驻华大使的态度。因为日本对中国得寸进尺的侵略，已经直接触犯了英美集团在华权益。如果西安事变导致蒋介石的垮台，南京政府为亲日派所把持，英美在华利益将受到更大的威胁。因此，力主和平解决，以便国民党政府依然控制在亲英美派的手中。即便为此要抗日，也是可以支持的。这就壮了宋美龄的胆。下午，她命张治中专门登门拜会冯玉祥，表示孔祥熙、宋美龄均希望和平解决，请冯玉祥出面镇一镇何应钦。冯玉祥、张治中同情张、杨联共抗日的主张，也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3日下午3时，由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司法院院长居正任主席，在中央党部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会议的联席会议。会上先由何应钦报告当前军事情况。他谈到张、杨把“剿共”变成联共，东北军、西北军公然与中央军为敌。西安事变之后，洛阳一带的中央军已向潼关移动。日本派军用飞机侦察陕西，西安城外仍有小战。西安东、西两门紧闭，唯南、北两门虽重兵把守，仍可通行。必须乘张、杨部署未定之前，抢先发动攻击，救出蒋介石。紧接着，外交部长张群报告与日本大使川樾会谈情况，谓日本持冷静态度，不予干预。程潜报告国防情况，强调对日本已有准备，当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言，反对“讨伐”张、杨，扩大事态时，何应钦再次起立发言，强调明令申讨之必要和刻不容缓。戴季陶接过何应钦的话头，集中矛头攻击东北军、西北军已经倒向共产党，并造谣说张、杨已经会见毛泽东，才有劫持领袖之叛举，以煽动与会者支持“讨伐”张、杨。孔祥熙等人则不以为然，认为日本正准备扩大侵略，在中共方面亦表示统一于中央、一致抗日的形势下，张学良主张联共抗日，可以商量，国民政府也应反省。目前，与西安电讯不通，据说杨虎城的态度未明，且端纳已飞往西安联络，虚实未卜，不宜贸然出兵“讨伐”，应力主缓和。吴稚晖一跃而起，指责张学良是“表面抗日”，只有蒋委员长才是“真抗日的”，“为介石安全，须火速运兵去”。支持何应钦的人又吵嚷不停。双方针锋相对，弄得居正莫衷一是。
宋美龄以航空委员兼蒋委员长夫人的资格与会。她先央求何应钦，说：杨、杨要求的不过是“抗日”二字，可寻别的途径解决，何必一定大动干戈。见何应钦寸步不让，又退一步要求何应钦，至少得救出蒋介石后，才能发兵“讨伐”。何应钦冲着她一再宣称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应立即出兵“讨伐”。宋美龄没有退路，只好打出王牌：“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生命。”何应钦见不能制止她，气急之下不禁失声骂道：“你女人家懂得什么？只知道救丈夫而已！国家的事，不要你管！”宋美龄见何应钦如此专横跋扈，便声泪俱下地回嘴道：“你这样做，太辜负蒋先生了！”还边低声悻悻地骂道：“以后我要你这个姓何的瞧瞧，到底是女人家懂得什么，还是你这个臭男人懂得什么！”
果然，阎锡山以为能挟天子令诸侯，可东山再起，愿效驰驱。而冯钦哉也被拉拢，回电愿听差遣。这对尔后西北的形势确实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12月14日，居正利用主持中央党部纪念周的机会，介绍了张学良的出身、经历，将失去东北的责任归咎于他。认为张本属中央曲予矜全冀图后效之人，竟然犯上作乱，投降中共，非予明令“讨伐”不足儆后。他还在会上鼓动黄埔系的将官们，要像蒋介石当年上永丰舰一样，不等谁的命令，马上去打！经他一煽动，一批黄埔系少壮派军人果然激愤异常，大有不等何应钦下令，就驱军前往之势。纪念周结束后，何应钦、吴稚晖、戴季陶与孔祥熙、冯玉祥之间，又展开了一场大舌战。何应钦一派不仅主张打，而且主张马上打。指出当前既须防共产党，又须防“准共产党”（指主张联共抗日者）。孔祥熙派也反唇相讥，毫不退让。
三
正当南京城里何应钦与宋美龄争吵不休时，12月14日，端纳带着宋美龄、孔祥熙托负的秘密使命抵达西安，会见了蒋介石。他向蒋递交了宋美龄的亲笔信，信中写有南京是“戏中有戏”，并建议蒋亲自下令何应钦停战。端纳也要蒋清醒地看到，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集团，“此刻决心利用西安事变，借机派步兵、炮兵和轰炸机进攻这座城市。何的追随者将以解救委员长为借口炸死他，为他们自己和日本夺取权力。……政府军已经向西安进发。”要蒋令何停止进攻。
其实，当时何应钦虽有野心，但也知道不可能轻而易举取蒋而代之。他深知，蒋介石通过多年的经营，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即便如此，国民党中的元老派和实力派人物仍时时想分噬其权，弄得蒋不得宁日。论资历、声望、实力，何应钦均无法与汪精卫、胡汉民甚至李宗仁乃至阎锡山之流的人相比。再说，国民党政府已明确孔祥熙代行政院长，居正代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因有冯玉祥这副委员长在旁，连暂代之名也没有给何应钦，而由五常委中在南京的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三人共同协商，军队则归何应钦指挥调遣。这样的格局已十分显然，即使是蒋介石死了，他的权力也是要分而享之，怎会全部落在何应钦身上？何应钦自追随蒋介石以来，还没有治党和主持政务的经历和经验，充其量只能取代蒋介石掌军，成为黄埔系的唯一首领。
正是自度还不能一手控制国民党的中枢，何应钦也才急于寻找一个既有名望又志向相侔的合作者，必要时由其主持党、政。这个人便是国民党中亲日派的头子汪精卫。当时汪正在德国养病。12月14日，何应钦即致电汪精卫，欢迎他回国，“主持中枢大计”。汪接电后，立即复电说：“事变突起，至为痛心，遵即力疾启程。”汪在德国立即求见希特勒，欣喜若狂地表示：德国、日本如能支持他回国执政，他愿代表中国加入德日轴心集团。希特勒在与日本通气后，向汪表示将与日本一道，支持汪精卫、何应钦组织亲日政府。当时正在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秉承希特勒的旨意，反对西安联共抗日，积极怂恿何应钦“讨伐”张、杨。邀请汪精卫归国，是何应钦在权力竞争中老成持重、不易显露锋芒的一着。表面看，一旦蒋介石死后，国民党政府的首脑非汪莫属。汪能上台，功劳也少不了他一份，无疑会在新的权力分配中捞到更大的好处。如果蒋能够安然归来，宋美龄等人如要在蒋的面前告他的状，说他之主战，是企图置蒋于死地，他也可以借口已电请汪精卫回国主持中枢一事，表白自己并无取代蒋的野心。
12月16日上午9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的第二十三次政治会议上，何应钦等人更火上浇油，一致主战、主快，主张一直围到西安城下。尽管冯玉祥、孔祥熙百般反对，但“讨伐派”咄咄逼人，寸步不让。孔祥熙只得退而求其次，主张即令“讨伐”，也应从缓，宜采取“军事政治，同时并举”的策略。何应钦对此，无以反驳。因为孔祥熙已代理行政院长，自然要从“政治”上设法。于是，两派终于达成妥协，通过了如下决议：一、推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中央军进攻西安。二、由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杨。三、推于右任为“西北宣慰使”，北上进行孤立张、杨的分化瓦解活动。何应钦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撇开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的军事大权。会后，何应钦即任命刘峙、顾祝同分任讨逆军东、西路集团军司令，举行所谓“白衣誓师”，扬言将“督率三军，指日西上”，“扫荡叛逆”。何应钦共调动了十几个师的兵力，正面沿陇海路两侧，进攻西安。侧面分别由潼关开进商洛，夺取蓝田；由天水向宝鸡、凤翔推进；由宁夏吴忠堡向固原、平凉一带移动。总预备队在潼关附近集结。为配合陆军行动，何应钦命令大批飞机，从洛阳机场起飞，轰炸西安。由于宋美龄等人害怕“玉石惧焚”，坚决反对直接轰炸西安，以免将蒋介石炸死。何应钦也手下留情，改令空军只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进抵西安近郊示威即可。
在轰炸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时，国民党飞机炸毁房屋千余间，炸死炸伤居民数百人。中央军的先头部队也进抵华县，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发生战斗。东北军、西北军广大爱国将士，已作好以死相拚的准备。红军也准备必要时加入保卫西北抗日统一战线的斗争。大规模内战确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12月17日，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何应钦鼓动“讨伐”派再次围攻孔祥熙。黄埔系和中央军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黄埔系中的一批青年将官，更以“讨伐”来表示自己对黄埔系和领袖的忠诚，斥责孔祥熙的“无能”，要求“血洗西安”。
何应钦之所以力主“讨伐”，主要是为了武力救蒋。当然，后果则很可能置蒋于死地。从军事为政治的策略上说，应视为南京政府的当然之举，无可厚非。论中央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实力，优劣之势十分显然。值此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张、杨和红军都反对自相残杀，势必为防止内战而释蒋；更何况张、杨的通电中已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昭示了武力诤谏，对蒋“保其安全”。何应钦的“讨伐”之举，虽大张其势，但飞机也只轰炸了渭南等地，并未直炸西安，陆军也未大进。可见，他并非没有顾忌。
蒋介石是深知何应钦与自己之间这种难以解脱的依附关系，何虽有打算，未必就如宋美龄和端纳猜测的那般浅薄。端纳到来之前，蒋也极希望何应钦能给张、杨一点厉害尝尝，但却又怕受池鱼之殃。经不住宋美龄的要求，加以确实探得张、杨并不想整死他，于是，蒋介石在17日给何应钦下达手令，说：“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即蒋介石）于本星期六（十九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为确保这道手谕尽快送达何应钦之手，经张、杨同意，让随蒋介石一道被扣押的蒋鼎文携带乘专机前往南京。
18日上午，蒋鼎文到达南京，面见何应钦，出示了蒋介石的手谕。同时，蒋鼎文还让冯玉祥也看了这道手谕。于是，国民党政府决定18日至22日期间，暂停轰炸；南京与西安均停止军事行动。这一道手谕，增强了宋美龄等人救蒋脱险的信心。宋子文向何应钦提出飞往西安面蒋的要求。何应钦正因为被迫中止“讨伐”而生气，愤怒地命令宋子文不要插手这件事。宋子文也不示弱，冷冷地顶撞何应钦道：“我是个不担任公职的平民前往，不是军人！”言下之意，你何应钦管不了我。在宋美龄的劝说下，何应钦才勉强同意让宋子文去西安。但会议的决议上却必须注明，派宋子文以私人名义赴西安了解情况。虽然进攻西安的中央军的军事行动并未完全停止，但“讨伐”不得不迟滞下来。
这一天，何应钦收到张学良的来电，提出“放蒋问题，尚待商榷。”“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行轰炸，果谁动干戈耶？谁起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阅毕电文，何应钦并不以为然。因为蒋介石的停战手谕，只允3天为期，目的在迫使张、杨尽快放他。南京国民党政府已明令至22日暂停轰炸。期限一到，无论蒋介石回来与否，他的大规模“讨伐”仍将继续。
何应钦并非利令智昏，他一生中默默奉行的一条既是养生也是处世的信条此时促他冷静。他认为“人的毛病，就在不知足”，“能知足便长乐，也就不会贪求无厌”。他不是只懂军事，不懂政略的人。此刻的形势变化，使他必须往孔祥熙的政略上插上一只脚，以求万全。他也要借阎锡山以牵制张、杨，孤立西安。如阎锡山果然从中斡旋，能将蒋介石移至太原，也少不了自己的一份功劳。他便与孔祥熙商量，起草了一封致阎的信，派时任贵州省政府委员而尚未赴任的四弟何辑五，请冯玉祥等要人签名。先后在此信上签名的有孙科、何应钦、叶楚伧、王宠惠、孔祥熙、居正、冯玉祥等人。信中说：“环顾国中能深识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中之两宜者，无如先生。务乞即日向汉卿慨切劝导，即日送介公到太原。”并委阎以“全权处理”的重任。同时派黄绍竑（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赴晋面商。
到12月19日，张、杨仍无释蒋之意，蒋介石又产生了被扣之初总以为死神已降临的恐怖感。当中央军空军轰炸渭南时，他确实害怕，但眼下周恩来所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力主释蒋，和平解决。张、杨确实无意置他于死地。他也开始认为何应钦的“讨伐”并非没有价值。于是，他见到宋子文后，私下指示道：“此时非迅速进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还交代应如何进兵方能大收实效。反复告诫宋子文：“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可围攻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所惧。”宋子文于21日返回南京后，即以蒋介石之意密告何应钦。何应钦遂又将停战日期再延长4天。届时如仍不得要领，东、西两路“讨逆”军将按蒋介石的计划合围西安，压迫张、杨就范，同时严防蒋介石被转移出西安。
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一反平日忍让、谦和之态，表现出利令智昏的急切、焦躁。竟对宋美龄也敢那般粗暴，除了他反对国共合作抗日的顽固立场外，还有幕后那令他生畏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
12月13日清晨，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至东京时，日本当局先是颇为震动，继而惊喜莫名。表面上决定“目前应止于静观事态之演变，而避免积极行动”的方针，暗中却积极怂恿何应钦挑起内战，以便日本人坐收渔人之利。日本侵略者还通过韩复榘、宋哲元等人，主张杀蒋。但是，自蒋介石令何应钦停战后，日本方面对于是坚持“讨伐”还是政治解决至为关切。有田外相于19日邀国民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谈话，声称如果南京政府在抗日联共条件下与张、杨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日本首相广田竟在枢密院会议上报告说，如果南京政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面对日本的外交压力，何应钦要外交部长张群设法解释，一再声明他将以“讨伐”、反共的决策处理一切。在国民党政府已明令暂停军事行动以后，何应钦在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时，仍向日本表示“讨伐”行动将按计划进行，决不停止。
和平解决的希望虽然在增大，但内战的乌云并未消散。
四
由于西安释蒋之事仍未谈妥。宋美龄执意要飞西安。何应钦此刻也不便过分反对。于是，宋美龄、宋子文和戴笠一行于22日到达西安，表示愿意在张、杨通电的“八大主张”基础上进行谈判。蒋介石提出他不出面，由宋氏兄妹代表；谈判所商定的条件，由他以“领袖人格”担保，不作任何书面签字。经过周恩来等人在蒋介石与张、杨之间的疏通，23日，谈判正式开始。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经张、杨同意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经过两天谈判，双方达成九项协议，其中包括“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赶走”，“组织过渡政府”的内容。这样，西安事变终于比较圆满地和平解决。
自宋美龄等飞到西安以后，何应钦从西安方面所获得的情报都不利于他再下令“讨伐”。尽管居正等人催促何应钦赶快出兵，但他感到大势骤变，按兵不动。
24日，蒋鼎文自西安飞抵洛阳，电告何应钦，张学良已向部队下达护送蒋介石返南京的命令。蒋介石也命令何应钦撤兵。何已冷静下来，下令进至陕甘的中央军后撤1公里，脱离接触。
25日下午5时15分，蒋介石乘坐的飞机在洛阳机场降落。不久，南京的何应钦就接到洛阳电话，谓蒋介石已安抵洛阳。不知是泄了气还是释了重负，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疲乏。他随即拨通了李烈钧家中的电话，告知正在那里等候西安消息的冯玉祥、张继等人。
26日，是蒋介石返回南京的日子。何应钦为警卫戒严工作煞费苦心。清晨，即由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航空委员会、宪兵学校等派出大批军、警、宪特，沿新街口至中山东路、黄埔路，以及由明故宫机场至光华门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机场四周及各进出口，更是宪警密布。为表示对蒋介石这位童子军总会长的欢迎，在机场内及进场口均派定童子军执勤。
上午11时，何应钦等军政要人先后驱车前往机场等候。为防止意外，连“各文武官员及各国团体代表入场，均检阅证章及名片，警备至为周密”。12时15分，当蒋介石所乘的蓉克斯飞机出现在大教场上空时，何应钦等都精神振作起来。在机场迎接的国民党要员按官位大小排成一列，并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代表诸位前往致词。不料蒋介石乘坐的飞机于12时20分着陆时，迎接的官员立即前拥后挤，顿时乱了套。林森等只得随人潮前趋。当身着蓝色绸袍的蒋介石一出现在舷梯口时，何应钦便以救蒋第一功臣的身份，“首趋机前致敬”，蒋介石也对他回报以特别的笑容。而被推为代表致词的林森不知何故，竟痴呆呆地站立原处不动，直到别人提醒他时，林森才挤上前去致以慰问。但蒋介石只微微躬身作答，显出腰部痛楚之状。至于何应钦与宋美龄之间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时过境迁，彼此虽有芥蒂，但都因高兴而表现了大度的宽容。未等国民党的各大员看清“蒙难”之后的委员长的尊容，蒋介石即偕宋美龄钻进汽车，驶出机场。蒋介石安全抵达黄埔路官邸后，何应钦才下令南京警备司令部解除戒严。
2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举行所谓“庆祝蒋委员长回京大会”，据说有20万人参加。当南京市长马超俊宣布大会开始并致了欢迎词后，人们以为一直未露面的委员长就会出现了。岂料，竟是由何应钦代表蒋介石致答词。何应钦运足中气，抑扬顿错地照念了一遍早已拟定的答词。
这是蒋介石乃至国民党政府对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营救领袖措施得宜”所给予的殊荣。
在西安事变中，何应钦一夜之间成了中外瞩目的南京政府中最显赫的人物。在“讨伐派”与“和平解决派”演出的这戏中之戏里，他扮演了主角。戏已演完，阴谋也破产了。他究竟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戏假做，倒值得后人认真研究。何应钦主张“讨伐”，是想救蒋，以便给中共中央和张、杨施加压力，还是真要置蒋于死地，取蒋而代之？多少年来，众口一词，认为他是想置蒋于死地，取蒋而代之。台湾学者为何应钦讳言真相，他本人也避而不谈这戏中之戏的真意。或许，何应钦一派对张、杨所施加的军事压力，客观上从反面增大了西安事变必须迅速和平解决的紧迫感。后来蒋介石对张、杨背信弃义的报复，同对何应钦的继续重用形成鲜明对比，除还要利用何应钦与日本保持联系，迫使英、美开出更高的价之外，难道就不含有对何应钦主张“讨伐”而对他的获释有利的奖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