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无忧网北京时间2012年6月18日17时30分，景海鹏、刘旺和刘洋相继从神舟九号飞船漂浮进天宫一号。三人一起面对镜头摆pose，微笑着挥手致意。 在位于北京市阜成路8号的航天大院内，被称为“中国航天四老”之首的任新民通过电视新闻，分享了他们的喜悦。 神九发射前夕，任新民在家中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这位97岁高龄的老人，依然精神十足。客厅玻璃柜的最显眼位置，摆放着“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的对接模型，这是去年11月对接完成后，神舟系列飞船（从“神六”始）总设计师张柏楠亲自送来的。 “神九是载人上天的，航天员也要进天宫，这是中国载人航天的一个重大突破。不过，这是张柏楠他们这些年轻人的事了。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后30年做什么 1984年4月，中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2号升空，成功定点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中国航天的“三抓”任务宣告完成。 “三抓”任务制订于上世纪70年代，是当时的三项重点任务，即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液体弹道导弹、从水下发射固体战略导弹以及发射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信卫星。 “三抓”任务由时任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将军负责（国防科委1982年后改组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任新民分管技术工作。 “三抓”任务完成后，张爱萍赋诗称赞其为“一鸣惊人，再鸣震全球，三鸣震寰宇”。 也就是在这一年，七机部正式改名为航天工业部。任新民任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科技委）主任。 此时的中国航天人，面临着航天事业向何处去的问题。按任新民的话说，中国航天走过了“没偷懒”的前30年，但还不知道后30年怎么办，干什么，如何干。 “当时上级领导对下一步做什么也并不清楚。”任新民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 任新民认为，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规划出大的科学工程，使科技人员有用武之地。“有了大型的航天系统工程任务，国外的留学回国人员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来；反之，来了也留不住。” 从世界潮流来看，发展载人航天是大势所趋。1969年7月，美国人阿姆斯特朗首次登上月球。1971年4月，苏联率先发射了载人空间站。 中国是搞登月工程还是发展空间站？ “我是不赞成当时搞登月的，最主要考虑是上去了能做什么的问题。月球上没有水没有空气，人待不了几个小时就得走。不论是从民用角度还从国防角度考虑，用处都不大。而空间站是围着地球转的，实用性要强很多。”任新民说。 1985年7月25日至30日，航天部科技委在河北省秦皇岛召开了一场太空站问题讨论会。会议由任新民主持，约50人与会，对发展载人航天进行了初步的技术、经济可行性探讨。这是中国关于发展载人航天技术的首次会议。 会后出版了《太空站讨论会文集》，任新民作序。 他写道：“搞太空站和航天飞机是一个大的国策，搞这一事业是需要一笔较大的投资的，也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但其技术意义、军事意义、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到一定的时候，我们的投资会本利全收的。” 航天飞机Vs载人飞船 秦皇岛会议之后，《太空站讨论会文集》被送到党和国家有关领导人以及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等综合部门负责人手中。 连同文集一并报送的，还有由航天部科技情报所翻译的《开拓天疆》。这是同一时期美国太空委员会向总统和国会提出的建议书，阐述了美国50年内的民用航天发展目标。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任新民利用各种机会，宣传他关于载人航天的规划框架设想。时任航天部科技委办公室主任兼任新民秘书的谭邦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在多个场合听到任新民强调：“好事多谋。我们先下下毛毛雨，这种大型项目不可能一蹴而就。” 秦皇岛会议的“毛毛雨”之后一年，中国于1986年启动了简称为“863计划”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其中，航天技术列入七大领域中的第二领域，两大主题项目都与载人航天紧密相关：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 1987年，由国防科工委牵头组建了“863计划航天技术专家委员会”和主题项目专家组，对中国发展载人航天技术的总体方案和具体途径进行全面论证。 是年4月，专家组发布《关于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概念研究和可行性论证》的招标通知。航天部、国防科工委等系统的60多家科研单位参加了这场大论证。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各竞标单位提出了11种技术方案。专家组筛选出6种方案，其中5种都是航天飞机方案，只有一种是飞船方案。 1988年7月，专家组在哈尔滨召开了评议会，选取了5种，进行对比分析。最终，小型航天飞机方案和飞船方案以非常接近的得分，双双胜出。 此后，这两种方案的论证人员展开了长达3年的学术争论。 任新民最初也倾向于搞航天飞机。他认为，载人飞船是前苏联在五六十年代搞出来的技术，如果中国此时再搞，已经落后了近30年。而当时美国的航天飞机已进行了多次成功飞行，较之飞船，航天飞机具有可以重复发射和运载量大等多项优势。 但经过两三年的思考和探讨后，任新民开始倾向于搞飞船。“航天飞机的造价和运行成本太高了。另外，飞船的安全性更可靠。但主要是钱的问题。”任新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美国有4架航天飞机，飞行一次就得花4亿到5亿美元。俄罗斯的航天飞机中途夭折，也主要是因为缺钱。 1989年，航空航天工业部（1988年航天部与航空部合并后组建）召开了飞船与小型航天飞机的比较论证会。会议由时任科技委副主任的庄逢甘主持。 在这次会议上，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后，航空航天部内部开始达成共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从载人飞船起步。 向总理汇报 1990年12月，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领导小组，任新民担任首席顾问。 与此同时，航空航天部的19名专家组成了载人航天联合论证组，负责人是钱振业，他也是“863计划”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主题项目组的组长。 1991年3月14日上午，航空航天部的一部专用电话铃声响起。电话是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打来的，通知说：3月15日下午3点至5点，李鹏总理要邀见任新民同志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听取汇报。 任新民深知，这次汇报关系到中国载人飞船工程的立项。他琢磨，要在一个半小时内把问题讲清楚，“这样能给总理留点时间讲讲”。 第二天下午，任新民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钱振业准时进入位于中南海的国务院某会议厅。两人刚刚落座，李鹏就出现在会议厅的门口。 任新民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参加这次会议的一共就4个人：李鹏及其秘书，他和钱振业。 任新民和钱振业按照几经修改和斟酌的汇报提纲，详细讲述了中国载人航天为何要从载人飞船起步，并分析了中国研制飞船的技术基础和现实条件。“载人不载人是航天技术一个质的跨越，在工程的研制实践中还需要付出努力，但据目前的分析，还没有不可逾越的重大技术关键。”任新民汇报道。 李鹏在听取汇报中不时插话询问，听完后他表示，虽然资金上有困难，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飞船项目所需的几十个亿还是可以解决的。他指出，飞船工程一定要专款专用。 根据这次汇报，航空航天部随即整理出了《航空航天重大情况（五）》报批件，上报中共和国家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