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读《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历史的主角》之收获

倪端著，新世界出版社：北京，2012

这本书是倪端先生将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中的大历史观之精华浓缩给读者的一份厚礼，也体现了作者对黄仁宇先生历史观的感悟！

本书包含了《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十六世纪中国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精华，是历史专业与对历史感兴趣的学生在短时间了解黄仁宇先生历史观的好书，于我而言，收获颇多！

我就将读后的收获简略归纳如下：

一、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的决定作用。关于为何中国政治早熟，为何中国统一是常态的问题给出了耳目一新的解释。首先是治水问题，其次是气候问题。黄河频繁泛滥，需要上下游齐心协力治理，在治水的过程中也孕育着统一的命题。我以前也读过类似的观点，比如大禹治水，因为治水成功被推举为领袖，可见治水的重要性。由于我国的气候属于东亚季风气候，旱涝灾害频繁发生，救灾、防灾需要统一的中央政府之外，还需要广大的地盘以防灾，所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历史人物难以左右时局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倒让我对历史人物充满同情。黄仁宇先生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先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他存在的合理性，再分析其褒贬。这就站在了很高的点上，减少了个人感情偏向与政治倾向，减少了历史人物的道德品质评价，而重点评价其对历史的作用，果然有大历史观的评论风格。

三、黄氏中国历史分期法。黄仁宇先生将中国历史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先秦时期，是制度与文化的奠基时期；第二阶段是第一帝国时期，确定了中国历史的主调；第三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的重新整合；

第四阶段是第二帝国时期（隋唐宋），尝试货币改革的失败；第五阶段是第三帝国时期（明清），表现为收敛与退缩；第六阶段是鸦片战争后，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革命。

历史分期是后人对过去历史的看法，是针对历史时期的特点划分的，因此着眼点不同，分期法就会有别。在黄仁宇先生的历史分期里，给读者的第一感觉就是新鲜，再就是钦佩黄先生独特的大历史视角。黄先生主要是沿着道德统治与法律统治的线索进行历史叙述的，其在著作中重点强调中国古代的统治是道德统治，而没有法律。并分析了道德统治带来的危害。不过黄仁宇先生提出的“间架性结构”这一概念不容易理解。他认为中国社会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中间阶层，没有过度阶层，无法在数字上对全国进行控制，因而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他还在对科举制度的评价中说，”科举制度的创立，官员的科考也开始由中央政府进行，这样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国家的中层组织更为空洞，因为上下之间没有权利与义务互为制约，由皇帝直接统御全民的趋势也更为明显。”显然黄仁宇先生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深厚，即使到战乱时期，中央政府缺失了底层百姓的管理数据，中央政府同样可以通过中层的大地主抑或世家大族进行管理，即使到了清朝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中央政府又谈何容易直接驾驭全民？中国古代的国情也许特殊，即使中间阶层的官僚不多，它也会通过其他中间阶层的精英间接管理。因此对于中国缺乏中间阶层这一说法我本人不甚赞同，但很赞同其所说的没有进行数字管理。这不能强求，面对庞大的帝国，在现代化的会计和图书管理没有诞生之前，很难完成如此庞大繁复且在变化的数据。正如其所说，古代的统治者发现了这个难题，就避重就轻的选择的人治而不是法治。

在分析汉亡之后北伐不能成功的原因上又独出新意。他将东晋或南朝甚至以后朝代的北伐之失败统统总结了一个看不见的原因——天意。天意是我说的，就是黄先生说的客观自然因素——人口迁移。“汉亡之后的三百年中，中国无法统一。当日人口总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移动，汉人这个主体民族，不能与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相抗衡。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却无法越渡淮水及汉水等处的水泽地区，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为统一中国的表率。秦汉型的大帝国以官僚机构统治大量小自耕农，但分裂期间汉人的巨家大室和夷狄的酋领都自立炉灶，妨碍政府向全民征兵抽税，加上各民族语言不同，更造成了统一的障碍。”其中就解释了东晋祖逖、桓温尝试统一失败的原因。也解释了383年前秦苻坚由北向南统一的行动缘何失败的部分原因。“历史证明，中国的重新统一，必要等到人口相对稳定，胡汉种族的界线逐渐淡漠，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压制，才能成为事实。打破这一僵局的就是北魏拓跋氏。”黄仁宇先生的分析很合理，读者读起来也认为太妙了。可是没有疑惑

吗？黄仁宇先生怎么看的如此清楚，真的是位事后诸葛亮吗？我认为并非如此。其他方面不说单说这关于北伐失败的原因归之于人口迁移，看似见解独到，发常人之未发，可是人的主观性真的如此剧烈的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吗，以至于只有明朝北伐成功之外毫无它例！假如东晋的贤人发现了人口迁移的大趋势阻碍了北伐的进展这一客观因素，是不是他们就要暂缓北伐，而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等待敌人自我毁灭之后抓住时机统一中国呢？倒是北伐的行为消弱自身实力，便利了北方南下的统一，不然双方都休养生息，不思统一，中国的前景是多么暗淡。因此，这客观原因是不是要借鉴，需要考虑。

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黄仁宇先生有着一个时势造英雄的历史观。其虽承认历史人物自身的努力，可是仍重点强调历史人物摆脱不了客观条件的制约，不管是秦始皇、隋炀帝、李世民还是蒋介石，都是如此，他们都是历史画面的浓重一笔，各自承担着自己的角色，却点到为止。我想，黄仁宇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历史观呢，思考之后得出一个答案令我惊异：时势造英雄正是大历史观指导之下的必然产物。因为大历史观要求有大视野，要求历史前后的连贯，而这就会突出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与历史人物的无可奈何。

最后，要谈到黄仁宇先生重点谈论的一个问题：以道德代替法律，是朝代更替的重要原因。他通过分析中国历史得出这一结论有重要意义，对于今天建设法制国家有强有力的警示性。“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相不可捉摸。……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认人性本恶，反能造成政治体系的„制约与平衡‟。”通过儒家文化建立的道德体系，造就了“民怕官”的思想习惯，伪君子大行其道，恶人难惩，法律却在旁睡大觉的局面。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的确打开了我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