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各时期航海发展现状概述

中国古代各时期航海发展现状概述

学号：[1**********]5 班级：经济116 姓名：张国庆

古代中国虽是灿烂黄色的农业文明，却也有自己得天独厚的航海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中国现拥有内海渤海和琼州海峡，大陆的东面和南面有位于太平洋东部的黄海、东海和南海；中国现在海岸线长18000余公里，领海中有7000多个岛屿，岛屿线长14000余公里;现有河流中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5800余条，总长度420000公里，其中注入海洋的河流的流域面积占全部江河流域总面积的64%，此外，大小湖泊也有2000多个；还有相当重要的是沿海的风有着典型的季风气候特征。在古代中国，我国辛勤的劳动人民就开始运用自己的智慧利用这些优越的条件进行了航海的探索。

中国古代航海大致可分为六个时期：初创期，公元前221年前，即先秦时期；发展期，公元前221年-220年，即秦汉时期；徘徊起伏期，220年-589年，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繁荣期，589年-960年，即隋唐五代时期；全盛期，960年-1368年，即宋元时期；由顶锋转向停滞期1368年-1840年，即明清时期。下面就介绍一下中国古代航海各个时期的发展概况。

一、初创期

远古时期，原始社会的航海活动最早开始在新时期时代，至少在7000年前，中国已能制造原始的水上航行工具，如竹筏、木筏和独木舟等；而木帆船的出现则带来了中国造船与航海文明史上的革命，殷墟遗址出土的物件更是证明商代已开展了海外航海贸易；在西周时期，我国与越南和日本之间的海上交通已成雏形；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沿于江海、达于淮泗的讲话交叉的综合航行网络已初步形成，海上强国的出现更是致使海上战争频发。

殷商与西周时期，人们除了会制造船舶之外，已能制成帆而利用风力航行。甲骨文用“凡”通假“帆”字，说明殷人行船已经使用帆，不过，这时的帆一般主要用在陆地江河航行中。而随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海上活动兴起，人们航海的地理知识逐渐增加，将中国东部外测的不同水划成“北海”（今渤海）、“东海”（今黄海）、“南海”（今东海）。人们已了解到“百川归海”并一开始在沿海巡航。在这一时期，人们在认识风的同时，也对一些云雨气象有所了解，如《尚书·洪范》“月之从星，则从风雨”等都是人们在航行中注意天气变化而总结出的经验规律。人们对海洋水文特别是潮汐有一定的了解。如《尚书·禹贡》“朝夕迎之，则遂行而上”等，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知道趁涨潮出海，利用海洋定向潮流，顺流而下。而此间更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海上导航技术已与天文学联系起来。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对二十八星宿和一些恒星进行了定量观测，并取得了可喜成果，并把海上航行与天文学相结合，利用北极星为航行定向。战国时期，磁石“司南”已发明。但其用途主要用于陆上定位。英尺，春秋战国时期主要以太阳和北极星为海上导航标志。

总之，在此初创时期的航海技术已有一定的基础，人们对海洋的认识逐渐深刻，对洋流、风力、潮汐，和海上天文、气象知识有一定的认识，利用太阳和北极星为海上导航标志，并发明了海上测天体高度的仪器。

二、发展期

此间正是造船业大发展和航海工具的成熟时期。在此时期，人们已经掌握了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的季风规律，并将其应用于航海活动。实际上，东汉应勋在《风俗通义》已经提到：“五月有落梅风，江淮以为信风。”，“落梅风”意即梅雨季节以后出现的东南季风。两汉时期人们只有利用季风，才能做远洋航行。在先秦时期天文导航的基础上，秦汉时期的导航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根据《汉书》，西汉时海上导航的占星类书籍已有《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等有关书籍总计达一百三十六卷之多，这些应是中国航海人员记载下来的他们在航海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天文经验和规律，此中应涉及到航海中对星座、行星等位置的判定对于确认航线的重要性。而与此同时，地文导航与陆地定位在航海中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汉时，人们已能利用“重差法”精确测量海上地形地貌。唐代李淳风《海岛精算》记载了这种利用矩或表进行两次观测，可求得海岛之高度和与船的距离，这对后世航图的测绘及航程的推算具有深远的影响。

《史记》载，秦始皇在位期间曾先后四次巡游江海，以示强威服海内，其中公元前219年的巡游为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大规模远航活动。秦朝时，以徐福为代表的秦人大规模东渡日本也得以成功。汉代时期，汉武帝也曾七次巡海航行并以军事实力扫清阻力从而畅通了沿海的海上航路。另外，汉朝时期还开辟了一条印度洋远洋航行的航路，即后来在19世纪有德国学者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秦汉时期，造船业的发达，能够利用季风航行，能对潮汐现象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天文和地理导航知识得到进一步提高，航海技术的进步，这些都使中国航海的发展不落人后。

三、徘徊起伏期

三国时，魏国对日交往，吴国孙权派卫温到夷洲（即今台湾），他们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两晋时期，孙恩、卢循海上大起义，反映了东南沿海人民巨大的航海能量。法显和尚天竺求学后能够只身航海回国，并留下一部关于远洋航行的对了解和研究中国和亚洲的古代航海活动有中国大意义的纪实性文献——《法显传》；南北朝时对外贸易络绎不绝广州直达阿拉伯海与波斯湾的远洋航线开通，东西亚海上联系增强。

但是此时的中国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这从总体上影响了秦汉以来古代航海活动的发展势头，由于东南沿海相对稳定，经济重心与航海重心开始南移，江南与东南沿海各政权也尽量利用濒江临海的优越自然条件加强了海内外各种性质的对外航海联系。因此这个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为中国古代航海的徘徊起伏期。

四、繁荣期

隋唐五代时期航海技术趋于成熟，人们已能熟练运用季风航行，天文、地理导航水平都有明显提高，对潮汐也能进一步正确解释。

隋朝时，大陆台湾通航恢复并加强，隋朝还对高丽进行了三次航海活动并五次派使节赴日考察，此间，常骏、王君政也出使赤土国；唐朝时，鉴真东渡日本，为中日交流做出很大贡献，“海上丝绸之路”全面繁荣，中国能够直航直航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并首次到达红海与东非水域。此外唐朝还出现了大型海港（如广州、泉州）并设置了专门管理航海贸易的市舶司和市舶使；五代十国时期，东南沿海继续发展。这都为宋元时期航海的全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人们已能认识到北起日本海，南至南海的风到来和结束的规律，并称这种与航行有关的季风为“信风”。在利用信风航行的同时，人们不断归纳总结

直至掌握完整信风的规律。义净正是利用对南海季风、北印度洋及孟加拉湾的季风和洋流规律的认识乘船到达东南亚室利佛逝国并回归中国的。在唐代，由于对海洋气象也有了进一步认识，人们已经能利用赤云，晕虹等来预测台风。唐代天文定位术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利用仰测两地北极星的高度来确定南北距离变化的大地测量术。开元年间天文学家僧一行已可以利用“复矩”仪器来测量北极星距离地面的高度，虽与实际数字有一定的差距，但这是世界首次对子午线的实测，而且这种测量术很可能已经在航行中使用。唐代航行者已掌握利用北极星的高度而进行定位导航。与天文定位术一样，隋唐地文导航技术也有一定提高。“广州通海夷道”中对航海方向、距离、时间的记录已相对具体，对某些地区的地理位置或地形特征已有明确的地文定位描述，而且其记录了远洋航行中的人工航标。特别是随着数学的进步，航海家已经能在勾股定理相似关系的原理基础上，运用两次观测计算的“重差法”来测量陆标，这大大提高了海岸测量术的水平。在《海涛志》中，窦叔蒙深入研究了潮汐运动与月亮运动的同步规律，对潮汐运动中的形成原因、大小潮出现的时间、计算方式、潮汐循环的周期等做了详细的论述。封演也对一月之中潮汐逐日推移的规律做了非常清晰的论述。

此时，中国航海发展已很繁荣，隋末唐初后，我国的海船就以体积大、载量多、风力强而闻名于世。

五、全盛期

宋朝时，对日的民间航海十分活跃，这促进了中日关系的发展。

宋朝时期， 航海技术的提高,最突出的是指南针的广泛应用。宋以前的航海指引，一般是凭天象、天体识别方向，夜以星星指路，日倚太阳辨向。至北宋时期，航海技术开始有了重大的突破，船队已能利用指南针航行。南宋时期，指南针发展成罗盘形构，精确度不断提高，应用更为广泛，海上航行已普遍依靠指南针指示方向。由于罗盘广泛地应用于航海，加上前人积累的牵星术、地文、潮流、季风等航海知识，以及造船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水密隔舱技术，使宋代后的航海家可以长年在海上远行。宋代人开辟了横越印度洋的航线，尤有重要意义，宋代航海家从广州、泉州启航，横越北印度洋，可直航至西亚和非洲东海岸。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不仅促进了中外海上交通的发展，更是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突破，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此外，宋朝关于海图的记述也已十分明确。如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和南宋叛臣刘豫献于金主完颜亶的海道图等，都说明了当时海图的发展。海上交通航线的发展，为海道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海道图的产生是人类海洋知识不断积累的结果，为人类进一步征服海洋，发展海上交通事业，提供了更多的技术工具与技术知识。宋朝航海在海洋地理识别探测方面也有较大进步，能够根据天气变化确定方位，判断环境，并已懂得利用长绳系砣测量海深，并从砣底所粘附的海底泥沙判断航行位置及情况。在海上航行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保障措施，他们利用信鸽作为海上交通工具，而且已经能进行水下修补船只的作业工作以防止船舶渗漏致沉。航海技术的不断提高，使两宋时期的对外海上交通更为安全，航向更为稳定准确，航行时间也大为缩短，进而有利于中外海上交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元代中国海洋航运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海上漕运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元朝建都于大都(今北京)，要解决京城地区及北方粮食紧缺问题，就必须从江南调运，

其中海上漕运是主要途径之一。在远洋航运方面，无论是航行规模，还是造船和航海技术方面，元代都超过了唐宋。元代较大的远洋船舶能承载千余人，有十余道风帆。阿拉伯的天文航海技术传入中国，也促进了中国航海技术的发展。 由于当时积极的航海贸易政策和以罗盘导航为标志的航海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中国领先西方进入"定量航海"时期。中国舟帆所及，几达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全部海岸，与亚非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航海贸易关系。元代远洋航运的发展，促进了国内外贸港口的繁荣，尤其是泉州港，在元代经历了它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不仅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和东方第一大港，而且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海外贸易港。此时，民间航海也有了很大发展，元代民间航海家汪大渊就曾于公元1330年-1390年两次从泉州出发，航海远游，行踪遍及南海、印度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及东非沿海地区。为此，他于公元1349年写成《岛夷志略》一书，其中记述国名、地名达96处之多。

六、由顶锋转向停滞期

明朝时，中国航海发展可谓达到了顶峰，最典型的代表事件就是郑和下西洋。1405年-1433年间，伟大的中国航海家郑和率领远洋船队，先后七次下西洋，遍访亚非各国，其船队规模之大、船舶之巨、航路之广、航技之高，在当时无与伦比。 而在从1405年-1411年的6年中，郑和船队更是几乎没有间断地三次出洋，每次均游历南洋和印度附近的大小国家，加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地区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政治经济上的来往。此后外国使臣纷纷回访中国，当时的南海上桅帆点点，中外往来日趋频繁，许多国家和地区使臣的来华也不再限于搭载郑和下西洋的船只。同时郑和的几次出访，在旧港（在今天的印尼）消灭了海盗，也加强了与南洋各国的联络，使海路得以安全通畅。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深远，其在航线及航海经验上具有历史性的突破，他的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东非。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居于领先地位。在当时靠木船、仅凭借自然的风力航行，克服海上种种困难，不仅要有航海技术、造船技术、航海经验，掌握海洋知识，而且也需要勇气和探险精神，这些为以后中国人的航海奠定了基础。元代以前中国的远洋航线，基本上是沿海岸航行，船的规模、数量和人数、航行的次数，持续的时间都远不及郑和下西洋。郑和通过七次大西洋的探险航行，开辟了海上交通路线，形成了系统完善的海上交通网络。前三次主要到印度以东，最远到达古里，这里是古代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第四次开始到达西亚、东非地区。郑和重要航线有56条，航线总长15000英里，如开辟了古里到溜山到东非索马里摩加迪沙(木骨都束)、卜喇瓦、肯尼亚的麻林地，并向南航行到比剌(莫桑比克港)、孙剌(今索法拉港)，据说分船队过了南非风暴区,远远超过了季风航行的要求。郑和下西洋的航线从航海发展史角度看，具有创新性的突破，为以后的航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郑和下西洋结束后不久，悲剧就发生了，明朝政府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国内的海运由政府直接组织，中国航运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中国晚期封建主义的保守和僵化使后来的清王朝也实施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这都严重阻碍了中国航海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航海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自此中国航海业进入了由盛转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