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三言_二拍_中商人形象的嬗变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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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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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的嬗变及其原因

张

摘

蓉王锋

要：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到了明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三言”、“二拍”等白话小说为代表，塑造了一系列鲜活、复杂的商人形象，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时代特征。

商人作为一个重要群体，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审美观照的对象。然而，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却发现，从先秦到元代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竟然罕见商人形象，即使有个别作品，也是或简单，或雷同，或贬抑。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到了明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三言”、“二拍”等白话小说为代表，塑造了一系列鲜活、复杂的商人形象，并表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时代特征。这种历史性的嬗变与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文化道德上的重义轻利思想以及作家艺术审美、文学文体发展等有密切的关系。

一

在中国古代文学典籍中，先秦作品中即有了描述商人活动的零星记载。如《诗经》中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尚书》中的“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等。《左传》中甚至出现了相对完整的关于商人的描述，《左传・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记述了郑国商人弦高机智地使他的国家免于危

（秦军）难的故事。“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

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被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这一时期还有子贡分庭抗礼，管鲍之交，白圭“乐观时变”，春秋风云人物陶朱公范蠡以及大盐商猗顿等大量生动的商人故事。一代大贾吕不韦，家累千金，但他还把金钱和政治相结合，结果权顷一时，不可一世。到了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一针见血地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的《史记・货殖

列传》集中记载了一批商人。

南北朝时期，刘义庆的《幽明录》记载了一个商人杨

林的故事，成为后来黄粱美梦的原型。唐诗中关于商人的描述，最为广知的当推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两句：“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展现了商人因利欲熏心而导致情感的冷漠与人格的缺陷，而同是唐朝的女诗人刘采春也写了一首关于商人的闺怨诗。“莫做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作者抓住“卜钱”、“望江”两个典型细节，二十字足以表现商妇独守空房的痛苦生活和盼夫归来的急迫心情。唐朝后期诗人李益的《江南曲》也较有名：“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这首商妇候夫不归的闺怨诗语言平实，不事雕饰，空闺苦，怨夫情，跃然纸上。

江开的宋词《商妇怨》将《琵琶行》和《江南曲》中的商人进一步细致刻画，塑造了一个成年到头忙于买卖，丝毫也不考虑妻子的商人形象。“春时江上帘纤雨，张帆打鼓开船去。秋晚恰归来，看看船又开。嫁郎如未嫁，长是凄凉夜。情少利心多，郎如年少何！”这个妇女从春到秋与商人丈夫没有相聚的机会，长夜独处的凄凉之情，使她感到有家同没有家是一个样。最后，她满怀愤懑地谴责丈夫：与青春相比，金钱又算得了什么吗？

元朝著名曲作家徐再思的《中吕・阳春曲・闺怨》也记述了一个遭人怨恨的商人形象：“妾身悔作商人妇，妾命当逢薄幸夫。别时只说到东吴，三载余，却得广州书。”同时，这一时期描写商人的还有被称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的《青衫泪》。这首由白居易《琵琶行》敷演而成的爱情剧，虚构了白居易与妓女裴兴奴的悲欢离合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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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间插入商人与鸨母的欺骗破坏，造成戏剧纠葛。在士人、商人、妓女构成的三角关系中，妓女终究是爱士人而不爱商人。

综上所述，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先秦到元代这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对商人形象的描写和塑造并不多（《左传》和《史记》中很多还是纪实性的历史人物而非文学形象），即便有个别出现，也大都被清一色地简单描绘成“重利轻别离”的爱财薄情之徒，这种模式从唐诗、宋词到元曲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

二

到了明代，这一现象发生了巨大甚至是根本的变化。这一时期，以《三言》、《二拍》等白话小说为代表，文学作品大量描写了商人的日常生活和经商活动，塑造了一系列鲜活、复杂、丰满的典型商人形象。他们或是豪门巨贾，或是小贩货郎，但作者都能将人物形象置于五色斑斓的社会生活实际中去，通过具体生动的事件来开掘和彰显商人多元复杂的人性，一改过去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单一概念化形象，因而在文学史上也形成了它独特的地位和意义。与以往相比，明代白话小说中的商人形象有以下几个整体特征。

首先，作者站在市民本身的立场上，以平民化、世俗化

《赠芝麻识破假形》中的蒋生被官绅马少卿招为上门女婿，蒋生预先声明说：“小生原籍浙江，远隔异地，又是经商之

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玷门风。”马少卿回答说：“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叠居奇程客得助》写徽州有一种习俗：“凡是商人归来，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样。”把商人获利的多少与封建社会中最为看重的博取功名等同，这是明代之前不可能产生的价值评判。这些描写客观反映了明中叶后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所带来的经商热、重商热的社会思潮，并由此导致了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仕优商贱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再次，作者故意淡化商人的剥削和逐利行为，反而歌颂商人的高尚品质，表现出了明确的价值趋向。如《施润泽滩阙遇难友》中写到，但是要“开起三四十张绸机”，没有“几房家人小厮”便不行，这几房家人小厮无疑就是商人剥削的对象。但小说从赞美主人公商人施复出发，讳言他发家过程中的剥削及其它不善之事，却着重描写两个小手工业者之间的互助友爱。并评论说：“当下夫妇二人，不以拾银为喜，反以还银为安，衣冠君子中，多有见利忘义的，不意愚夫愚妇到有这等见识。”他赞扬了小手工业者的高尚精神，同时对“衣冠君子”的见利忘义进行了抨

击。歌颂友谊虽不是新内容，但以往这种品质都是放在士大夫文人身上的，现在推向手工业和商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特征。的写作立场，反映他们新的思想价值观念，认可他们把经

最后，商人在情感婚姻的态度上与传统观念发生了商作为安身立命的生存方式。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

巨大差异。比较《琵琶行》中“重利轻别离”的商人，《蒋蒋兴哥居安思危，意图重操经商旧业，对其妻说道：“常言

兴哥重会珍珠衫》通过蒋兴哥休妻时的内心矛盾和痛苦，‘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要抛了这

、改嫁，最后双方因念旧情重新结合的衣食道路。如今这三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王三巧的“失身”

故事，深刻地反映了传统的贞操、门第、等级的观念在这同样，在《杨八老越国奇逢》里，杨八老与妻子商议出门经

里已经十分淡薄了。他们强调的倒是双方当事人的自觉商时也说：“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族上原

自愿，把情投意合放在了首位。蒋兴哥矛盾的心理，正是在闽、广为商，我欲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

新旧两种社会道德观念在他身上矛盾交织的集中反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不知娘子意下如何？”结果其妻不

假思索地回答：“妾闻治家以勤俭为本，守株待兔，岂是良《卖油郎独占花魁》讲述了卖油小商贩秦重对名妓王美

娘由欲到情，并最终赢得美娘芳心的故事。秦重初见美娘图？乘此壮年，正堪跋涉，速整行李，不必迟疑也。”其他如

时，为其美色所吸引，产生了“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如得《李秀卿义结黄贞女》、《计押番黄鳗产祸》主人公的对话

这种美人搂得睡一夜，死也心甘”的痴想。不过，后来当花也如出一辙。这里，穷经皓首读书仕进求取功名的思想观念退出，经商挣钱成为了安身立命的第一要务，正是所谓

“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举反在次着”。

其次，商人在民间的实际地位有了很大改变和提升。

魁娘子故意以轻视傲慢的态度冷落他时，他却以真诚的

倾慕之情和“志诚君子”的情感魅力体现出了一种精神的升华与人性的胜利。最终两人情投意合，喜结良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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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建立在平等的尊重对方基础上的爱情，完全打破了过去郎才女貌的爱情模式，从而也赋予了爱情故事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三

普列汉诺夫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它的内容和形式是由这个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决①

定的。”文学作品中商人形象这种历史性的嬗变与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和文化道德上的重义轻利思想以及作家的艺术审美、文学文体的发展等密切相关。

贱商抑末的风气从战国后期就产生了。到了汉代，汉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规定商贾本人及其子孙都不得“仕宦为吏”，彻底关上了商人享有政治权利的大门。此后，历代王朝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抑商政策，重农抑商成了封建社会一以贯之的主导经济政策。这样，商人不只在经济上备受盘剥和侵蚀，而且在社会、文化、政治、法律诸方面，也同样遭到歧视和压制。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和商人阶层的大量出现，尽管统治者仍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实际上效果已经很微小了，以往的抑商政策成了只限于诏文中使用的文词。“商人的崛起投影于文坛，引起了众多作家的关注，他们开始突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模式，创作出一批以商人为主人公的通俗白话小说，《三言》、《二拍》等大量篇章所体现的趣味、所叙述的故事就是以

②

商人为主流的新兴市民意识活生生的宣言。”每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与相关政策无疑会对大多数成员治生之道的选择发挥指导的作用。同样，处于社会思想领域中心的道德体系也必然会影响大多数人价值观的形成。儒家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传统无疑深刻影响了商业的发展。在义与利的冲突中，儒家一开始就把商人推到了义的对立面，儒家主张见利思义、利以义取，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因此，“当深受‘商贾末业’观念影响的中国古代文学在重义轻利价值观的驱动下对商人群体进行艺术关照时，善即美的审美惯性使他们在道德评判的基础上对商贾进行嘲讽和抨

③

击。”这种状况到了明代中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之后，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明代商人的文化道德，既夹杂着浓厚的儒学思想，又有着同旧有封建文化道德相背离的趋向。那是一种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的转折性文化

道德。这种文化道德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义利观，“义”和“利”不再是对立的、不可兼得的两个东西，商人们试图通过世人认同的“义”来取得他们真正所要追求的“利”。他们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对传统道德的承继和超越中形成了自己的新的道德观念，把两种价值观有机地统一结合在一起。这种新的义利观也被文人们所认同，反映在文学作品里，讲“义”的商人往往也能得到“利”的回报。如《施润泽滩阙遇难友》中的施复、《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两兄弟、《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秦重、《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的文若虚等。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地位的提升引起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异动，“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活生生的现实修正着农本文化带给人们认识上的偏差，迫使文人士大夫不得不对商人的行为和观念进行重新思考和评价，并做出说服力的回答。中国商人在明代启蒙思想家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知音。以李贽对传统思想学说的尖锐批判为代表，以及随之而起的冯梦龙等人倡导的通俗文学运动，个性解放的思潮兴盛一时，文学的审美观念为之一新。同时，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在这一时期正在走向成熟和繁荣，而小说自身的文体特征对于塑造人物形象，深化人物性格，开掘复杂人性具有先天优势。另外，作为通俗文学，它来自民间，面向民间，如“三言”，它是拟话本小说集，是在民间传说“说话”表演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接受者是普通百姓，它必须站在民间的立场上，用民间道德观、价值观来评价商人，这就不同于官方意识。于是一批拥有鲜活感性生命的商人形象便出现在了中国明代白话小说的人物画廊之中。

总之，经济发展、社会风气和社会思潮的互相激荡再加上市民文化的需求和艺术审美观念的更新以及文学文体的发展，共同促进商人形象在明代白话小说中出现了历史性的嬗变。

! 作者单位均为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

注释：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 曹葆华译：

#$%&年版。

《中晚明通俗小说中的商人形象》，" 高昂、高万年：《天中学刊》’((’年第) 期。

《重本抑末与批判商贾》，《四川师范学院#周晓琳：学报》#$$$年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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