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凯恩斯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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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及其在新时代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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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单论述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的时代背景以及著作中被公认的

主要理论：有效需求理论、乘数理论、利息理论和工资理论等。以此为方向，研究凯恩斯《通论》的理论特色和政策主张，并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反思凯恩斯的《通论》对当今时代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字：《通论》、时代背景、有效需求理论、乘数理论、利息理论和工资理论、理论特色、政策主张、金融危机

正文：

凯恩斯一生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为凯恩斯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其在经济学领域的地位被提升到了与亚当斯密并驾齐驱的水平。这本划时代的著作把西方经济学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凯恩斯也因此成为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泰斗和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随之出现的“大萧条”使西欧各国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陷于几近崩溃的边缘，资产阶级传统经济学难以解释经济危机的现实。凯恩斯《通论》的发表，正适应了垄断资本克服失业和拯救危机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引发了整个经济学界的震动，使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因而其对西方经济学所产生的影响被世人称为凯恩斯革命。

《通论》涉及的范畴非常广泛，其中主要有有效需求理论、乘数理论、利息理论和工资理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认为，在一个封闭的有闲置资源的经济中，产出水平取决于总的计划支出，而这支出包括：居民的消费支出和厂商的投资支出，即总需求由消费和投资构成。在短期内消费是稳定的，而投资则要视企业家对未来获利的可能性预期，获利的可能性预期大，投资就多；获利的可能性预期小，投资就少。由于资本边际效率有持续下降的去续，而利息率有上升的趋势，导致投资获利的可能性预期变小，于是投资就减少，导致总需求不足，而引起失业。

凯恩斯的乘数理论是指投资支出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国民收入的成倍增加。凯恩斯通过“乘数理论”来强调“有效需求”，把经济衰退的发生归结为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等有效需求的缩减，把扩大总支出以成倍扩大有效需求当成消除经济危机的有效手段。这为倡导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强而有力的理论依据。

凯恩斯的利息理论和工资理论批判了之前西方经济学界对利息充分伸缩性和工资伸缩性的理论。他认为利息率并不能充分伸缩，货币需求除了交易性的之外，还存在投机性的货币需求，利息率下降到极低时，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弹性会变成无强大，阻止利息率的继续降。此外，存在一种“流动性陷阱”，及利息率极低时，证券价格极高，此时人们宁愿把货币保存在手头而不会去投资，这也将阻止利息率的进一步下跌。

同时，凯恩斯认为工资也不具有充分伸缩性，提出了“刚性工资”假说。他认为经济衰退时，经济衰退时降低货币工资会相应地降低社会总需求，使市场进一步萎缩，造成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

通过对以上《通论》中的理论的解析，可见凯恩斯《通论》最显著的理论特色就是鼓励国家干预，鼓励公权力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和调节。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垄断资本主义下资本家长期资本的积累导致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普罗大众的消费能力及其低下，凯恩斯的理论在这一时期确实存在有效的正面作用。此外，由于鼓励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在政治层面实际上加强政府的力量，使政府在国内国外的权威更胜从前，欧美各国的政府和各个主要政党无不对此推崇有加。二战之后，他的理论被欧美各国的政府广泛拿来作为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有力的经济理论武器。

凯恩斯认为，“国家调节的中心在于管理有效需求，为此他设计了一套调节机制，即刺

激消费；提高资本边际效率，刺激投资；反对传统预算平衡观念，实行财政赤字；扩大商品与资本输出等政策。”由于存在投资“乘数效应”，政府的投资将会成倍地扩大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提振社会总需求，以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挽救因为需求不足而造成的经济危机。在当时的那场经济危机中，凯恩斯批判了1929年经济危机之前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经济主义，并提出：“需求才是重要的，现实中，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他主张政府应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直接干预国家经济，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挽救这次经济危机的方法，这同时也是他的政策主张，即必须扩大国家干预，通过扩大政府的消费和投资，来提高社会总需求，以此扩大就业，挽救危机。他的经济理论被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所接纳，最终依靠对他经济理论的贯彻，欧美各国挽救了处于悬崖边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使资本主义制度重新焕发了活力，得到了新生。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为世界经济造成空前绝后的伤害。这场危机在2007就初见端倪，自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即使多国中央银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也无法阻止这场金融危机的最终爆发。直到2008年9月9日，这场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并导致多间相当大型的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历经了几年之后，欧美诸国仍然未完全走出危机之后的萧条，在后危机时代中继续寻求提振经济的道路。这场危机使经济学界自上世纪70年代“滞涨”之后建立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越来越多的人们又回到凯恩斯的《通论》中去寻求解决这场危机的方法。

我认为在如今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经济背景下，相较于八十年前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家都不应该刻意强化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作用，而倒是可以适当地把他的理论学说及《通论》中的一些为公众所广泛认同的重要理论作为政府做相关决策时的考虑依据。

凯恩斯主义的主旨是，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来调控社会就业状况，即主张政府运用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大总需求从而解决收入与就业问题。在这次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国都采取了各种政策，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刺激经济恢复，而各国经济的好转，也正说明了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危机时的指导作用。但与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那场危机不同的是各国政府目前的财政状况。欧美各国本就债台高筑，财政政策的运用加快投资的增加，会使市场信心恢复，促进经济的复苏，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财政赤字。危机中，各国都加大了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力度，投入大量财政资金，这造成了各国更庞大的财政赤字。

欧美各国尚未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过来，便又陷入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各国债台高筑，债务率远远超过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而且不见债务削减的趋势，反而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越滚越快。欧元区经济复苏缓慢，便是由于受到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等国家债务危机的拖累，区内外民众在高额的赤字面前，开始不信任政府的偿债能力，进一步引发了对政府偿债能力的信任危机，使原本的危机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加复杂化。

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时代背景下，对凯恩斯主义的新认识，应该要在加强公权力干预经济的同时，注意避免债务危机的发生。这就要求，各国政府在实行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必须主要投于能够产生良好经济收益的投资性支出，以最终形成的收益来弥补借债的成本；而要尽量减少纯粹消费的消费性支出，高额的消费性支出，政府只能通过再借新款来还旧款或者加税，这在长期以来不仅会造成债台高筑形成债务危机，也会由于加税导致住户单位收入减少而减少消费以及厂商单位投资收益减少而减少投资，最终将会得不偿失。

由于欧美国家的政党政治，政府为了争取选票得到政权，不断许诺公众福利，把财政支出的方向都集中在公众消费领域，难以把财政支出的方向往投资性支出转移。高昂的社会福利支出占据了政府债务的大部分，这种纯粹消费的消费性财政支出使政府不得不以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来维持还债信用，久而久之，便会出现债台高筑的情形，形成债务危机。因此在

欧美各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和背景之下，实际上并不应该坚持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上资本的缺乏，政府为了集中资本建造事关国计民生的项目和发展基础工业产业，更是推崇凯恩斯主义，十分强调政府对经济干预的重要性。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权利缺乏制度内和公众的制约，导致其对经济的干预常常误入歧途，造成许许多多错误的经济决策。政府在投资决策时，依据的是“凯恩斯的投资可增加社会就业”这一理论，可他们往往也是恰恰忽略了他们在投资决策时的“偏好性”选择。用凯恩斯的理论来解释，确实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可以改善社会总供求平衡，但凯恩斯没有考虑到政府决策者的偏好性选择，可能会引起社会某一行业或某一领域的过度投资，另一些行业或另一些领域则可能因为决策者的负偏好，而出现过度萧条的情况，最终将会导致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对国家的经济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从这个角度而言，也不应该支持凯恩斯主义对经济政策指导上的强化。

在如今这个后金融危机时代里，凯恩斯及其《通论》对政府政策的指导作用还是存在的，比如要加强政府对于经济的实时监督，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加强对商品市场的监管、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这些监管将有利于弥补自由经济下的市场失灵情况，让政府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尽快做出相关的政策反应，预防经济危机的发生。以及在经济危机之时，由于市场经济无法实现自救，因此政府在这种关键时候对经济的适当干预和指导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加速经济走出危机之中，走入复苏的道路。客观上而言，由于市场的不完备，这决定了政府干预经济必然性。在市场发展中，只要市场存在不完备因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就不能缺少。但这个“干预”必须是适当的、极其有限的。

与此同时，又要防止过分推崇凯恩斯主义的情况，防止政府大刀阔斧的干预经济，把干预经济当成自己的最主要职能。否则，不仅将使政府陷入如欧元区般的债务危机之中难以自救，更有可能导致国家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渊。此外，政府对经济过分干预还会抑制经济自由性的发展，导致市场活力不足，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和成长。

参考文献：

[1] 凯恩斯.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姚开建. 经济学说史（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49-353.

[3] 刘粟. 后危机时代对凯恩斯主义的再认识[J].兰州商学院金融学院，73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