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无忧网作者：杨竞业
广东社会科学 2015年12期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5)05～0073～08
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问题是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新问题。这一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有着深层的逻辑关联。探析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对于人们把握“理论自信”的始源，建立“理论自信”的动力，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具有直接现实价值，对于人们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逻辑，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形态奠定理论自信根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做具体的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中国发展问题，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结合”从三个层面展开，同时产生两个基础成果。所谓“三个层面”的结合，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和中国历史相结合，以及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因而这个“结合”是“一体三面”的结合。所谓“两个基础成果”，一是指通过破解中国现实发展问题，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二是指通过总结新经验，提炼新思想，概括新方法，形成新体系，充实丰富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以此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具有两个基本发展形态：一是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中国历史实际以及中国文化实际，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实际问题。二是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在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中国历史发展以及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问题过程中，在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实际问题过程中，形成新鲜经验，提出一系列联系紧密、互相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和理论创造，建构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基本发展形态中，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等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纯粹实践”，也并非等于解决中国社会、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际问题本身，它还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思维成果的学习、掌握与运用。而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并非等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粹抽象”，并非等于马克思主义者封闭在象牙塔里只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创作工作。正确的认识是：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是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才能逐步建立起来。
既然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完全分离的两个事实，也不是完全独立的两种现象，那么，这就意味着它们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发展的“中介”，存在一个“价值共相”，这个“中介”是指它们都服从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这个“价值共相”是指它们都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从前者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思想与智慧之结晶，是具有严密逻辑和思想体系的理论系统。显然，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具有重要贡献，因为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实践时间、实践平台、实践样式、实践经验、实践标准，等等。若然没有一个可供检验的时间和地基，没有一些可供研究的资料和范式，没有一套可供评价的原则和规则，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就难以“化成”或“成型”。这就是说，一个成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必定是占有丰富思想资料，符合科学评价原则，历经一定时期的反复检验，被铁的历史事实证明了是正确的成体系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所以，自觉服从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体现为人们自觉抓住重要发展机遇，适时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创造新业绩，推动新发展，也体现为党领导人民不断开辟发展的新领域，开创发展的新局面，提升发展的新境界。从后者来看，服从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践，并总结经验，提升为理论，形成系统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它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同样具有重要贡献。这种“贡献”应当理解为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其所担负的双重使命的历史性完成：一是经过准确翻译和合逻辑阐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转变为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这即是译介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二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正确认识和深入把握，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透彻理解，人们开展理论研究，做出理论创新，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和学术研究体系，以中国人或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有方式充实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它们二者的共同使命并非为理论而理论，也并非为创新而创新，而是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力图为复兴民族“中国梦”，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出思想文化贡献。
辨明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涵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有利于正确把握党中央提出的“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个问题的理论前提和实践基础。因为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具有的实践性特征说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能靠“理论说教”，也不能靠“学习管控”来实现，相反，它需要以“具体的实践”、“直接的实践”和“历史的实践”来完成。所谓“具体的实践”，是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或者它的要素理论要有基本认识，要有实际掌握，也要有自觉而具体的运用。所谓“直接的实践”，是指人们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之基础上，要结合人们自身的思想实际、文化实际和生活实际来开展研究工作或创造工作。这就是说，人们要有“自觉结合”的自主性和“自信发展”的主体性，人们在躬身实践中领悟马克思主义和实际相结合的现实意义，把握两者相结合的综合价值。所谓“历史的实践”，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方位中人们自觉做好马克思主义与其所面临的文化境遇这个实际的结合。这三个方面的结合“实践”是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维度。其中，“具体的实践”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素实践或要素实践过程，“直接的实践”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实践或主体创新实践；“历史的实践”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实践或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实践。这里对“实践”的功能作三个方面的界分，并不是认为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三类性质根本不同的“实践”，而是意欲说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需要综合运用三个方面的实践，需要统筹兼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具体的实践”、“直接的实践”和“历史的实践”。惟有尊重并推进这三个方面的结合“实践”，“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及“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两个巩固”才能得到合理理解和顺利实现，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得到广泛认同和真实信奉。
应当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日益巩固，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继续得到健康发展，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逻辑的认识将更加深入，已建立的“理论自信”也将日益坚定起来。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逻辑揭示理论自信源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理论运动过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实践基础上推进的理论创新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发展创新的思想变迁过程，也是建立和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的文化心理积淀过程。这样的过程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逻辑，也揭示了“理论自信”的发展源流。
“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中国化”?这个问题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的认识。其科学性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研判上，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正确揭示了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的规律，为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指出了光明道路，因而获得了全世界工人无产阶级的信赖与支持。其革命性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上，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正确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内在秘密，深刻分析了资本逻辑的运行规律，才为工人无产阶级找到消灭经济剥削的思想武器以及消除阶级压迫的理论方法，才赢得了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家的肯定与认同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亿万群众的信奉与热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特征在本质上彰显了作为科学理论、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上所具有的自信精神。这是因为，只有科学的革命的理论才能指导工人群众打开思想枷锁，才能激发无产阶级的斗志，并为其开辟走向解放与自由的正确道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而言，人们之所以对它建立“理论自信”，原因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而且具有适应中国水土的特性，能够成为指导中国无产阶级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武器。
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对形成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特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做出重要贡献，因此可以说，人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来源于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贡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形态。
从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广泛涵容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勤于实践、勇于创新和臻于完善的实践精神。
从“实践”维度来说，中国人民的基层实践、首创实践和群体实践为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最广泛的实践基础。“基层实践”是指人民群众的日常实践，它体现为经常化的生产实践、程式化的生活实践和多元化的交往实践。“首创实践”是指人民群众的首创活动和创新行为，它体现为开创历史的发明与创新。“群体实践”是指一定的组织、机构、阶层和共同体成员遵循某种规范而完成具有一定意向性目标的集体活动或行为。这三类实践都是人类社会的生活实践、交往实践和发展实践，相应地形成人类的生活经验、交往经验和发展经验。这些基于实践和经验而提升的东西就为国家的政策、制度和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邓小平就指出：“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①这个论断说明，人民群众的基层实践、首创实践和群体实践是党提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肇端，随着这些路线、方针、政策的定型化、制度化、科学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就有了深厚实践基础。正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奠基于群众的基层实践、首创实践和群体实践，所以，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就是对关乎自身利益的生产实践和发展实践的自信。
从“创新”维度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创新，也善于领导和激励人民群众创新。我们党一贯大力弘扬实事求是、探索新知、崇尚真理、勇于创新的精神，积极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江泽民就此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与我们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等分不开的。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就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坚持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和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其他一切创新都是在这种理论创新的指导和推动、影响下进行的。”②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理论的与时俱进。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继续发扬务实求真、勇于开拓精神，坚持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个“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③。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继往开来，既稳健发展，也锐意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高度统一起来，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从“完善”维度来说，国家的完善落实于政党的完善，社会的完善落实于制度的完善，个人的完善落实于素质能力的完善。但是，无论是国家的完善、社会的完善，还是个人的完善，都需要借助于实践活动来完善，尤其需要通过创新实践来实现完善。因此，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完善相应地需要通过加强政党建设、社会建设和个人素质能力建设来达致完善。这些“完善”离不开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离不开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作风。对此，我们党强调：“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于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于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于兴旺发达的。”④反过来说，“自立自强”是民族完善的表现，“发展进步”是国家完善的表现，“兴旺发达”是政党完善的表现。进而言之，民族完善、国家完善、政党完善以及个人完善的统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表现。正是有了这样的“完善”，人们才对作为前进旗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理论自信”。
从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意识、理论志气和远大理想。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了解历史、尊重历史、总结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或历史责任感、使命感。在毛泽东看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⑤，而“懂得历史”的目的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⑤邓小平也指出，中国近代“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⑥这就是说，只有了解历史、尊重历史，才能掌握未来、开辟未来。江泽民还指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始终注重总结历史，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对历史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中找到指导我们前进的正确方向、道路与经验，不断开辟未来发展的新境界。”⑦这些论述都强调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具有了解历史、尊重历史和总结历史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坚持以这种态度来对待中国革命和建设，对待理论研究和创新，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重视理论、研究理论和创新理论的坚定理论志气。“理论志气”是指人们对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创造抱有坚定信心，对未来取得相关成果形成理性预期这样一种理论气质和理论品格。中国共产党人向来重视理论学习、理论研究、理论创新，以此掌握理论，并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⑧他所强调的是革命的先进的理论对于取得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功所具有的先导意义。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只有重视理论，能做到说明中国革命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⑨，才能把中国革命与建设引向胜利。在邓小平看来，“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因为高科技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⑩。这就说明，邓小平已经看到科技创新的革命性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走向成功的深远意义。其实，党的事业要前进，需要以理论创新先行作保证。对此，江泽民强调：“党的事业要前进，必须有回答和解决新问题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11)“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12)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就“要在全党造成一种学习理论、研究理论的浓厚空气”(13)，就要推进理论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上引述都表明，我们党向来注重理论学习、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向来注重从理论上回答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向来注重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远大理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远大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的价值理想是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新哲学之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引导亿万工人群众坚定执着地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那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在那里，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消灭人对人的剥削以及民族对民族的剥削，消除阶级差别，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全部社会生产资料；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思想被毛泽东作出了创造性转化，实现了“中国化”、“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就是要“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5)，去解决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问题这个“的”，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邓小平看来，新中国成立后30年来，人民最大的愿望是尽快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我们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由于“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16)，因而也有能力使共产主义理想“现实化”、“世俗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进一步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17)这个论断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只顾眼前而忘记远大理想，也不应空谈远大理想而游离现实工作，相反，我们要脚踏实地破解现实问题，也要慎终追远树立远大目标，惟其如此，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才有强大精神支撑。
三、以理论自信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坚定“理论自信”，就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也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信念，同时还要把它和坚定“实践自信”、“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统一起来，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坚定“实践自信”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感性实践基础。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以实践的方式确证自己的存在以及存在的意义。人们通过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来确证存在，推动自我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发展。在诸多实践方式中，群众的基层实践、首创实践和群体实践都是丰富的感性实践，都属于人类社会的生活实践、交往实践和发展实践，它们都为形成人类的生活经验、交往经验和发展经验奠定客观基础。而坚定“实践自信”，就要对人类形成生活经验、交往经验和发展经验的感性实践建立确信。唯有确信生活、生产和交往有价值，人们才会走出思想迷乱，才能拨开历史迷雾，以坚定信念发展下去，走向理想发展胜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中国实践，离不开改革开放，离不开中国现代化建设，这是因为“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18)因此，我们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感性实践观，积极参与新实践，勇于探索新领域，善于总结新经验，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感性实践基础。
坚定“历史自信”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淀历史传统基础。“历史”是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所经历的过程总体，是人们对自我的改造和对社会的创造两相结合的过程总体。“历史”包含人的发展传统和精神传统，而“传统”以“人类所成就的所有精神范型，所有的信仰或思维范型，所有已形成的社会关系范型，所有的技术惯例，以及所有的物质制品或自然物质，在延传过程中”(19)，延续着人类历史。从这样的视角来看，我们对“历史”的自信，是指对500多年来人类社会对社会主义的复杂探求过程的仰止，是指对170多年来中华民族对民族复兴之路的艰难探寻过程的缅怀，是指对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强国之路的曲折探索过程的认同，也是指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过程的确信。我们之所以要坚定“历史自信”，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史、中国人民的解放史、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史已成为我们继往开来持续发展的“文化密码”，成为着力发展取得成效的“实质传统”；是因为只有清楚历史由来，记住传统纽带，在继承宝贵传统中开创新历史，谱写新篇章，我们才能坚定“理论自信”，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合法性基础。
坚定“文化自信”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夯实文化心理基础。“理论自信”源于“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源于“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促进“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没有对“文化”的自信，就谈不上对“理论”的自信。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以及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就谈不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也谈不上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所以，对“文化”的自觉自信是形成对“理论”的自觉自信的前提和基础。“文化的自觉体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例如，文化模式的凸显、文化形态的转型、经济理性的生成、制度安排的理性设计”(20)，等等。从文化形态的转型来说，最根本的在于促使奠基于自然半自然经济的自然主义和体现农耕文明精神的宗法伦理主义的传统文化向奠基于商品市场经济的理性主义和体现工业信息文明精神的契约法治思想的现代文化转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党不但开辟了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道路，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轨道，而且形成了文化自觉，健全了文化心理，树立了文化自信，懂得“对内重视均衡，避免贫富悬殊过大；对外注意求同存异，睦邻四方。这个重视价值理性的现代化进程……直接以经济成长、共同富裕来提高生活，促进民生，来影响世界，共存共荣。”(21)这就是说，我们党和人民日益形成坚定的“文化自信”，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夯实文化心理基础。
总之，“理论自信”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存在着深层联系。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互作用、互相渗透，它们二者既服从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又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一文化逻辑揭示了“理论自信”生成发展的源流。坚定理论自信，要把它和坚定实践自信、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统一起来，惟其如此，才能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健康发展，必将进一步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信。
注释：
①⑥⑩(1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2、206、279、329页。
②(11)(12)(17)《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4、334、335、294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805页。
④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2003年，第12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
⑦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59页。
⑧《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1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1～342页。
(13)《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18)《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19)[美]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21页。
(20)衣俊卿：《现代化与文化阻滞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8页。
(21)李泽厚：《说文化心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65～66页。
作者介绍：杨竞业，仲恺农业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州 510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