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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论文（设计）
课程名称：26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论文题目：析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之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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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1 爱是有差等的区别 ....................................... 2
2爱的根源不同 ............................................ 3
2.1 关于爱的天道根源 ................................... 4
2.2 关于爱的内在根源 ................................... 4
3 爱的区别 ............................................... 5
3.1 爱的顺序不同....................................... 5
3.2 爱的对象不同....................................... 5
3.3 爱的范围不同....................................... 6
4儒家是“尚礼”和谐，墨家是“尚义”和谐 ................... 8
5二者的缺陷.............................................. 9
6结论 ................................................... 9
参考文献： .............................................. 10
摘要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百家争鸣。而儒家和墨家却能一跃而起，成为百家中的两大显学，其成功的原因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儒家的仁爱思想是一种自然思维,强调以血缘为纽带,具有现实性;墨家的兼爱思想则是彻底地社会化的,要求人与人之间不分亲疏地彼此相爱相利,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不过,儒家的仁爱思想和墨家的兼爱思想并非决然对立,而是互相通达的。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都肯定人与人之间应当相爱，但儒墨两家学说也有区别。孔子的仁爱是推己及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有等差的爱。墨子则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说，强调爱无差别等级，主张不分远近亲疏厚薄的平等的爱。二者的爱的来源、其顺序都是有区别的。本文旨对儒墨两家的思想的核心即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其区别，分析其成因。希望能够吸取其精髓，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关键词：儒家； 仁爱； 墨家； 兼爱； 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从实质上讲，他们所爱的对象及最终的理想境界，是没有分别的，他们都把道德作了无限的夸大，从这点上他们都属于道德理想主义者。
“仁”的人生哲学思想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仁”作为孔子哲学的核心范畴，最基本的涵义是爱人。墨子的“兼爱”与孔子的“仁爱”的合理价值内核并无根本分歧。墨子将天下祸乱的根本原因归于因人我之别而产生“交相恶”，为此墨子主张“兼以异别”，“使天下兼相爱„„则天下治”，“兼爱”即对天下之人不分远近亲疏兼而爱之，“为彼犹为己也”，“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如“兼爱”学说真正实施，则“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最终达到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理想境界，而这也恰恰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孜孜以求的理想之治，孔墨对理想社会的设计这一点上是不谋而合的。但是二者出身代表不同阶层的人民本质区别是代表的利益即社会基础的不同。墨家代表的是城市小手工业者，小商人，自耕农以及下层官吏的利益。儒家代表的是传统贵族，高级官僚以及文人的利益。因为这些本质上的区别，使得两者对礼教，道德和如何治理国家有截然相反的主张。墨家代表平
民阶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在地主阶级统治情况下，不可能成为正统思想。儒家主张“仁政”宣扬”入世”是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又有很多方面是不同的。
主要不同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爱是有差等的区别 儒家的行仁与墨家之兼爱，固然都是施由亲始，可是两者实施的程度与所标示的德目却大不相同。以程度来讲，墨家主张爱无差等，儒家主张爱有差等。
“儒家在阐发仁的层次性时，特别强调亲亲之情对于仁的重要性，所以仁爱必定是有差等的。”孟子指出：“仁之实，事亲是也”，“实”即最为切近的、主要的内容，朱熹《集注》曰：“仁主于爱，而爱莫切于事亲，„„故仁义之道其用至广，而其实不越于事亲从兄之间。盖良心之发，最为切近而精实者。”“实”与“虚”、“华”相对，来不得半点浮华和虚假，事亲未尽而空谈仁义，则 徒邀虚名而已，其实就是不仁，所以孟子又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他甚至直接以“亲亲”定义“仁”：“亲亲，仁也。”仁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其第一要义便是亲亲。
孟子关于仁的层次性的论述，最重要的一条是：“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段话包含了几个重要的思想。其一，就其对象和范围而言，仁有三个层次“亲”、“民”、“物”；由此而有三种相应的、程度不同的态度“亲”、“仁”、“爱”。也就是说，对亲人要“亲”，对民众要“仁”，对万物要“爱”。其二，在这三个层次中，“亲亲”居于最基础的层次，“仁民”和“爱物”则是由“亲亲”这一出发点的逐次外推。
对于孟子的这一重要论述，我们有必要进行一番疏释和阐发，以展现孟子关于仁的层次递进的思想及理论价值。“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讲的是对待人与对待物必须有所区别：对万物只能是“爱”而能是“仁”。儒家主张以博大的爱心对待一切人与物，但爱人之爱毕竟不同于爱物之爱，如果不加区别地等而同之，似乎是将万物提高到了人的地位来爱之，其实确是将爱人之爱降低到了爱物之爱，将人降低到物的地位。所以孟子认为，不能用对待人的态度来对待万物，更不能用对待万物的态度来对待人。
“于民也，仁之而弗亲”，讲的是普通人与自己的亲人也必须区别对待，对普通人只能是“仁”，而不能是“亲”。赵岐注曰：“临民以非己族类，故不得与亲同也。”焦循《孟子正义》对此的解释是：“亲即是仁，而仁不尽于亲。仁之在族类者为亲，其普施于民者，通谓之仁而已。仁之言人也，称仁以别于物；亲之言亲也，称亲以别于疏。”正如人与万物必须区别对待一样，亲族与非亲族也不可混同，否则就会违背人类的天然情感。所以对于普通人只能是“仁”而不能是“亲”，对于亲族则只能是“亲”而不能是“仁”，这是出于满足血缘亲情的需要。
接下来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是讲的仁爱观念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逐次向外推展，直至无限广大的宇宙万物。这里的“而”字十分关键，需要准确理解。“而”字在这里应该是“继而”、“进而”的意思。这正是儒家“爱有差等”的重要观念，如孟子所言：“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仁者虽然是“无不爱”，但也必须区分轻重缓急。
揭示仁爱观念的自然基础，强调仁爱必须以首先满足亲亲之情为前提，这对于儒家来说是十分要紧的。爱有差等，区分轻重缓急，由亲及疏，由近及远，仁爱的这一原则在儒家得到了很好的证实。
“仁者爱人”、“泛爱众”墨子并未反对，然儒家之爱乃是“别爱”，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是由己及人，由近及远，全在“推爱”。墨子的“兼爱”指普遍平等的爱，即不分血缘的亲疏和等级的贵贱而给予无差别的爱。“兼爱的
‘兼’字，在中国文字中是一个会意字，本意为一手执二禾，即用一只手拿着两稞谷子，引申为同时涉及或具有几种事物，或由各部分合成为整体。”《孟子．滕文公上》篇记载墨者夷之主张“爱无差等”，即主张爱不分差别和等级。于此相应，墨家极力反对和抨击儒家的“爱有差等”的伦理思想。墨家的“兼爱”是全体的爱，即对任何人都不遗漏或排斥，而且没有人我之分，才能爱人如己，爱己如人，人与我混然一体，界限全无。而且不可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只要永存爱心，便可爱众世与爱众寡世相若，爱上世与爱后世，一若爱今世之人，正如父母对子女的爱，无论在身边或远方，甚至在不知道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爱他，而我们对任何人也要处处时时存着一份爱心。 2爱的根源不同
其二者还有一个根本性的分歧。这就是，儒家认为，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地发展出来的；而墨家认为，兼爱是从外部人为地附加于人的。也可以说，墨子也回答了孔
子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应当行仁义？ 不过他的回答是根据功利主义。他强调超自然的和政治的制裁以强迫和诱导人们实行兼爱，也与儒家为仁义而仁义的原则不合。
2.1 关于爱的天道根源
儒家认为，人的仁爱之心来自于天地之心，即秉承天地之间的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周易·复卦·彖传》中有“复见天地之心”之说。复卦有一阳爻出现，意味着万物萌生，显透着生生之意。“天地之心”并不是讲天地中有一个实体的“心”，而是讲天地流行变化所显透出来的生命精神，是天地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天地间存在着“生生”之生命精神，万物才得以化生，造就大千世界。“生生”之精神，赋予万物，内在于万物之中，成爲万物生长之推动力量。宇宙“生生之理下贯于人，形成心灵生命中的“仁”之品性：“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朱子语类》九五）墨家认爲，兼爱来自于“天志”，上天要求人与人之间“相爱相利”，并且“天欲义，恶不义。”（《墨子·天志》）因爲，天的本性是：“天之行广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墨子·法仪》）墨子将天鬼神作爲维护兼爱的权威力量，将践行兼爱作爲天意，如果顺从天意而行兼爱之道，则上天会奖赏他；如果违背天意而放弃兼爱之道，则上天会惩罚他。依此原理，君主推行兼爱之道的方式便是赏罚：“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爲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 ，不可防止于天下。”（《墨子·兼爱下》）所以，儒家的仁爱论与墨家的兼爱论都具有天道的根源，不同的是，儒家的仁爱是来自天道的赋予，使仁爱成爲人的善良天性，从而，就爲儒家的道德观建立了内在的根基；而墨家的兼爱，则是来自于人对上天的敬畏，并用外在的赏罚力量来维护人的道德观。
2.2 关于爱的内在根源
儒家认爲，爱的内在根源，就是人具有仁性。仁是爱的根本，爱是仁的发用：“以仁爲爱体，爱爲仁用”（《论语或问》卷四）。“仁”作爲内在的善本质，要通过“觉”的作用而在心灵生命中显发爲“爱”。而这种“觉”，乃是心的作用，是生命主体的意识。仁是内涵，借“心”“觉”而显发。如果没有“觉”，就没有心灵上的不忍与恻隐，“仁”就无法显现，就变成“麻木不仁”。通过“觉”，才能使自己的心灵生
命同外物、他人的生命精神互相感通。“觉”还表现爲人的主观努力，“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顔渊》）仁作爲爱的根基，存在于爱显现之前，有此根基，爱才有不竭之源泉，若长河源源流长。
墨家的兼爱论如果缺乏内在动力，人的修养就丧失人性的根据，无从谈起。墨子从人性上去寻找兼爱的动力，将人追求功名之心作爲道德修养的内在动力，他说：“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又说，“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修身》）。兼爱是一种道德要求，然而，一个人行兼爱之道，究竟是爲了什麽？要达到什麽目的？墨子只能从功利这一角度进行分析。他认爲，自己在行兼爱之道之时，会引发他人的道德行爲，从而使自己受益。“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墨子·兼爱中》）。从天道这一层面来看，行兼爱之道才能得福，才能避祸：“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贱人者，天必祸之。”（《墨子法仪》）
3 爱的区别
3.1 爱的顺序不同
墨子主张先从爱他人做起，然后他人也回报自己以爱。他说：“必吾先从事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孔子主张先从爱自己的亲人做起，然后推己及人。他说：“孝之放，爱天下之民”，就是说对父母的“孝”和对兄弟的“悌”是最真实的感情，因而是“仁”的根本和出发点。要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推广到爱天下的民众，即“泛爱众”，以及世间万物。墨子的“兼爱说”虽然充满了博大的情怀，有我们应当吸取的精华。但是它脱离了人的情感的实际，缺乏人性的根基。战国初期，墨子的学说被称为“显学”，叫做“天下之言，不归杨便归墨。”杨是杨朱，墨是墨子。“兼爱说”兴盛了一段时间，到了战国的末期，就销声匿迹、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为什么？就是因为缺乏根基，好像“空中楼阁”，看起来很高远，但是你想上去，却找不到上去的路。
3.2 爱的对象不同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爲
仁之本欤!”这决不意味着，仁爱并不仅仅是爱自己的亲人，把其他人都排斥在仁爱的对象之外。孔子是把爱亲作爲仁爱扩大的基础，他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孔孟并不是叫人们完全停留在爱亲上，如果仁爱被限定于此，就摧折了仁爱。仁爱的本质就决定了仁爱必然要得到无限的扩大，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这就是“善推其所爲。”（《孟子·梁惠王》）最终达到的境界是：“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若将仁爱停留于血缘或地缘亲情上，则又会陷入小集体的自私当中。故又有“忠恕”之道，将此爱心推向全人类，推向宇宙万象万物，达到仁者与天地万物爲一体的境界：“仁者，以天地万物爲一体，莫非己也。认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自不与己相干”（《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墨子的兼爱之论则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墨子·兼爱中》）墨子所倡导的爱，是不论亲疏、贵贱，不分阶级、职业的平等之爱，可是，这种崇高的理想在中国的血缘宗族社会中，是很难行得通的。在等级制度的束缚之下，要让不同等级的人相敬相爱，是非常困难的。墨子的此番言论，无视血缘亲情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也无视爱的感情因关系远近而有所不同的事实。《孝经》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礼。”儒家的仁爱之论，是以血缘亲情爲基础，由近及远，推向衆人，推向人类，推向宇宙万物，因此，儒家的仁爱之论更有实践的基础。
3.3 爱的范围不同 “仁”与“兼爱”虽然在其最基本的涵义爱人与泛爱众的境界追求上趋于一致，但从总体上看，二者在各自的阐发和证立上，却呈现出重大的差别，首先表现出“仁”的包容性大于“爱”。
孔子所说的“仁”包含多层意义，儒家的仁道精神有利于人们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确立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仁”的内涵包括物与我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相通，痛痒相关，即社会普遍的同情心和正义感。
在孔子的思想中，“仁”从一定意义上看是一种内在于主体的深层道德意识“良心”即“不忍”之心，它包含并显示着主体的道德涵养，而“礼”在某种意义上则可视为这种意识的外在展现。内在的道德本体“仁”正是通过“礼”这一外在的形式对主体的现实世界中的行为进行范导的。在孔子那里，“礼”并不只是一种徒具外表的
形式，真正的“礼”应该发自内在的“仁”。在这里，“仁”构成了“礼”这一外在形式的内在根据。孔子思想的深度在于，他将“仁”这一概念发展成了一个独特的哲学范畴，并通过这一范畴的创立，使礼乐这一外在形式获得了内在的解释。孔子认为人们在现实的社会交往中应当遵循一定的“礼”，即一般所谓的礼仪规范，为了避免这种“礼”流于虚伪的形式，外在的“礼”应当发乎内在的道德原则，而这些道德原则又本源于作为道德深层根基的“仁”。这样，从外在的“礼”到内在的道德原则，最后再过渡到“仁”，孔子思想中的“仁”历经层层抽象，便逐渐跃升到了孔子道德哲学的最深层。由此可见，孔子的“仁”不仅具有“爱人”等感性方面的内容，也具有作为道德本体的形而上的意义。
“孔子不仅突出了主体为人的社会责任，同时他也对人行仁的内心情感与意志也作了强调，‘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现实中之所以大多数之人没能成就为仁者，不是能力不够，而是主观愿望上不想，意志力不足。”如果每个人都立志做“仁者”并坚持不松懈地努力，是完全可以成就为一个高尚之人的。
综上所述，孔子在对“仁”的阐发上，将“仁”作为道德的本源，并以“仁”统摄“孝悌忠信”等伦理原则和外在的礼仪规范；在对“仁”的证立上，他以人为目的，已经认识到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并对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内在力量表现出了高度的确信。这表明，“仁”在孔子那里，既具有“爱”、“不忍”等自然情感方面的涵义，同时作为道德理念，这一范畴又上到了道德本体“道”的高度。正是在后一意义上，“仁”常常与“道”相通。“仁”在内涵上的这种双重性，使它既能够向下落实，又可以向上提升，既不拘泥于具体情感又免于玄虚空幻，从而充分表现出了“仁”作为道德理念的内在张力和独特理论魅力。
墨子所谓的兼爱，似乎没有理论方面的超越性，只略同于儒家在事行方面的仁。爱虽常有同于仁在事行上之功效，但不一定就像仁一样的合乎中庸。另一方面爱只是仁的一部分，子曰：“仁者爱人。”爱可以是仁，但仁不一定是爱。其间不同的主要原因乃在于动机上的差异。试举忠孝说明如下：儒者的忠是爱之固然要忠，不爱之也要忠，这是责任之自发，良心之无愧，尽心尽力以合天理，以求心安。墨家的爱，也可以表现为忠，但其所以忠乃是希望人人都忠，既可利人又可利己。这种有条件的忠不是仁，因为仁是无条件的。“墨子认为兼爱之心不可能出于人们的道德自觉，而是对等互报的结果。对等互报的兼爱思想是基于人性同一的认识上。”墨子认为人应该去爱别人之亲，其原因是这样做自己的双亲也可以得到别人的爱与利，即投之以桃，抱之以梨。如果一个人按“兼爱”而行，但由于种种原因，却没有得到别人的回报，或者说别人报的梨的价值
比他付出的桃要低，那么他继续长期做下去的动力就会大打折扣。以上用道德与功利的角度来分析仁与爱的差异，然而必须强调墨子的爱虽是功利的，但它仍是利人利己的，仍是人类德行最基本的觉醒。
4儒家是“尚礼”和谐，墨家是“尚义”和谐 儒家的“仁爱”思想与墨家的“兼爱”、“非攻”主张，都是针对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失范而提出的救世理论原则与实现社会和谐的宗旨。儒墨两家的创始人都生活在礼制崩塌、王权衰败、诸侯蜂争的社会大失范的时代，两家对失范的现实社会都给予了积极关注和思考，从而各自提出了救世宗旨与治世方略。但是，二者在分析社会失范的原因，救世宗旨所规定的内涵、实质和社会要求，以及实施的基本方略等方面，都是不相同的。 墨家认为，社会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根源是“以不相爱”也，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本是为政者所谋，奈今“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乃是天下大乱之原，社稷失范之根。儒家则认为，当时社会失范、发生动乱的原因，在于“周礼”被丢失了，“亲亲”的礼治被遗弃，就必须导致社会失范、兄弟相争和诸侯争霸的局势。因此，要拯救这种混乱局势，必须按照以“仁爱”为宗旨的和谐思想，恢复“亲亲”政体的礼治秩序，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由此表明，儒家救世宗旨的“仁爱”，其准则和根本要求，就是恢复周礼，按照“礼”的原则治理国家、规范社会的各种关系，即实施“仁爱”精神的贵族政治制度。或者说，恢复符合周礼的政治制度，以“礼”规范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就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和要求。
在当今世界多极政治形势复杂和不稳定，多种文化思想互动，我们国家实行和平发展的战略宗旨之际，高扬墨家“兼爱”、“非攻”、“万事莫贵于义”的和谐思想，其现实意义要胜于儒家以“仁爱”精神为宗旨的“尚礼和谐”。就墨家的“尚义”和谐思想主要内涵看，其胜于“尚礼”和谐思想的重要启迪是：第一，从墨子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看，首要的是为政者必须牢固树立“爱利百姓”的“兼爱”理念，并付诸实施。而实行“义政”，为政者树立了“兼爱”理念，就能够创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为激发社会成员的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奠定了社会基础。第二，和谐社会一项重要的内在要求，就是要有一批善于化解社会矛盾、积极做到政通令行、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贤能骨干队伍，而墨家主张的“尚贤使能”的用人原则，强调贤能之人既是创造社会进步的栋梁，又是国家富强的主力军。用现在的话说，国
家要拥有大批优秀人才，才能使国家永葆富强的国力。第三，墨家主张的和谐社会，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建立在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在这方面，墨家强调把“节用”与“强本”结合起来，把农业生产放在优先地位，这对我们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第四，墨家认为，一个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和谐社会，是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所以，墨子提出积极的“非攻”主张，并反复阐明强不执弱、富不辱贫的道理，指出了为扩张国土而发动战争是最大的不“义”，是一种强盗的“恶行”，对社会造成的恶果为“天志”所不容。由此可见，墨家的这些重要启迪，从“尚礼”和谐思想中是难以得到的。所以说，目前要高扬墨家的“尚义”和谐思想。
5二者的缺陷 儒家的和谐思想是缺少平等正义思想价值的“尚礼和谐”，它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中影响至深。但是，由于其“仁爱”思想受“周礼”所制约，追求以“礼”为准则的“中和”精神，片面强调“和为贵”等缺陷，在长期的封建等级社会环境中，原则屈从于权势，加之后期儒家在游说和践行过程中有所扭曲，而造成其负面效应：即缺乏竞争意识，抑制个性凸现，乃至产生无原则、无朝气的平和、沉寂气氛等弊病。
《法仪》篇中，墨子说：“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贱人者，天必祸之。”在这里，爱人不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然情感，而是免祸求福的手段。
墨子节制人类的情感，使人一举一动都在理智用事之状态中，他将目光始终局限于感性的物质层面，局限于对人作为的感性存在的关注，从而对人的精神追求一概加以拒斥。总之，墨子的主张大都从实际厉害处立论，对人的精神追求持疏远和拒斥的态度。这表明，墨子对人的理解停留在感性层面，其理论缺乏形而上关怀和超越根基。在爱的问题上，儒家比较实际，利用了人人都有的私心，层层扩大，向外类推，因此也较为可行；墨家比较理想，认为在爱的问题上不能玩弄自私的儒术，但他们的“兼爱”难于实行。
6结论
综上所述，孔子的“仁”以人为目的，以“忠恕”为途径，以“近取诸譬”为思维方法，以“孝悌”为本，层层拓展，以至于“泛爱众”。其实行以对“人能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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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坚定信念为前提，肯定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地位。而“仁”通过“孝悌忠信”等伦理原则与“礼”的结合，更使其伦理思想既具行上内蕴，又具有现实品格。与墨子相比，孔子的这一贯通行上与行下的伦理思想更具有深度，并蕴涵着更大的理论张力。墨子的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以功利为目的，起其实行更多地倚重于重赏。其视域明显局限于人的感性存在，并从根本上否定了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地位。这使他的伦理思想始终停留在感性经验的层面。从而自我封闭了行上思考之路。
二者虽有所差别，但均是中国哲学史上的思想大家与重要代表。其二者代表了两种不同思想的结合，对后代学习者有极大影响。孔子和墨子是先秦时代中国思想界的巨匠，是儒家和墨家的创始人和精神导师，对中国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本试题通过对他们核心思想的比较研究，可以以小见大，进而审视整个中国文化精神。通过对两者思想的考查，引导人们加深对历史上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热爱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树立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贡献的人生理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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